【星岛综合报道】今年是人头税平反20周年纪念，对于很多新一代华人移民来说，人头税历史很遥远，甚至事不关己，但为何我们仍要在意和关注呢？在缅省温尼辟华人文化中心担任义工的邹运东(Yundong Zou，音译，下图)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CBC，说明了一个移民对人头税历史的体悟。
以下是他以第一人称写下的，或许可以引领我们也深思一下：
5月1日晚上，曼尼托巴博物馆的走廊里弥漫着旧纸张和浓泡红茶的气味——不是那种带着淡淡花香的茶，而是浓烈、带苦味、像是一记让人清醒的提醒。排在我前面的人哼著一首我几乎认得出的旋律。我最小的女儿因为无聊，在队伍间来回穿梭。
我原本是为了签书会而来。策划《通往1923年《排华法》之纸上足迹》（The Paper Trail to the 1923 Chinese Exclusion Act）展览的历史学家克莱门特（Catherine Clement）正在举办一场讲座，站在那里等待时，我意识到自己其实也在等待某种无法命名的东西。也许，是一种允许自己对一段我不曾亲身经历、却无法忽视的历史抱持复杂的情感。
我们不都是这样吗？在温尼辟，我们知道有人头税，低声提起1923年，然后继续往前。历史成了脚注，这样比较容易。
直到你走进那场展览。
展览于5月1日亚裔传统月开幕，没有设在宏伟的大厅，而是位于探索室（Discovery Room）和城市走廊（Urban Corridor）— 一个亲密的空间。你看到的不只是盖著侮辱性标签的移民证件；在灯光下，你还会看见自己的倒影映在墙面上，与一篇报纸文章重叠，而那篇文章的标题写着：“必须完全禁止东方人，才能为白人种族保住卑诗省。”
这里的沉默并不空洞，它令人感到压迫。
克莱门特的演讲不是一堂课。那是一场清算，是凌乱而复杂的。
她谈起自己如何一步步发掘华裔加拿大人的故事，描述那场与时间赛跑、艰难蒐集文件的过程。
她回忆起在访谈过程中，看见后代子孙情绪溃堤、失声痛哭。在好几个时刻，她自己的声音也因激动而颤抖，让全场陷入沉默。
投影片上出现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一名老人独自拄著拐杖，站在楼梯下方，望向远方，眼神中已没有希望。
她引用书中卑诗大学历史教授余全毅（Henry Yu）的话：“很多这些男人工作了一辈子，却始终无法建立家庭。他们无法回到中国结婚、生子。“因此，他们真的没有后代……那种真切的悲伤与失落是如此明显，他们知道自己将孤独地死去。”
她不只是朗诵事实。她停顿了一下，像是在感受这些话的重量。接着她继续说：“他辛勤工作，不断寄钱回家。但在‘单身汉社会’中，许多人一直活在恐惧中——害怕自己死后，没有人会为他们下葬。”
就在那一刻，整个礼堂仿佛变小了。
作为1923年《排华法》的一部分，华人移民和在加拿大出生的华裔人士都必须随身携带移民证件。
身为第一代华人移民，我并没有从经历过1923年《排华法》的祖父母身上继承来的记忆。
曾有一段时间，我把那些苦难仅仅视为历史故事。但也许正因如此，亲自出席才显得重要：历史不只是属于那些承受伤痕的人，它也属于我们这些继承了由那些伤痕所塑造的土地的人。
演讲结束后，等待克莱门特签书的队伍缓慢前进。她不只是随手签下名字。她会问：“你叫什么名字？”“希望我写些什么？”
轮到我时，我有些手忙脚乱。我笨拙地表达感谢，并说：“我们很骄傲，在我们的社区里有您。”
她微笑着，在书上写下：“愿我们都能记住加拿大的故事。”
我夹著书走出博物馆。空气寒冷刺骨——那种会让人把外套拉得更紧、并在一两个街区之内什么都不去想的天气。
一辆公车发出嘶嘶声停了下来，一个孩子尖叫着。生活，一如往常地继续。
现在，书上的签名感觉变得更沉重了。不只是墨水，也许，是一种交接；又或者，是一个问题。
我没有一个关于排斥与歧视的家族故事可以分享。但我有这本书，还有一个我正在学着正确唸出的名字。
以及一种安静的理解：有些足迹并不是为了终结，而是为了让人继续追寻。
图：CBC/Yundong 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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