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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nsky • May 25, 2026

鸡蛋护脑？每日吃1蛋失智风险降27%

鸡蛋是日常饮食中最常见的食材之一，除了增肌减脂的优势，它对大脑健康有重要的保护作用。原来美国一项追踪长达15年的大型研究指出，规律进食鸡蛋的人，患阿兹海默症的风险明显低于从不吃蛋的人，其中每周吃蛋五天以上者，风险更降低27%。 4万人研究：吃蛋频率越高 失智风险越低 食安专家韦恩在个人网站分享，美国罗马琳达大学研究团队追踪超过4万名参与者平均15.3年，观察饮食习惯与阿兹海默症确诊的关联。研究发现，吃蛋频率与阿兹海默症风险呈现明显的剂量趋势： 每周吃蛋5天或以上（每日约1只）：风险比从不吃蛋的人低27% 每周吃蛋2至4次：风险降低约20% 每月吃蛋1至3次：风险仍有17%的降幅 这意味着，即使摄取量不高，也观察到正面关联；而吃得越频繁，效果越明显。但要留意，这项研究属观察性研究，未能证明因果关系，加上研究对象为饮食较健康的宗教群体，未必完全适用于一般大众。研究团队强调，应该将此发现放在整体健康饮食模式中理解，而非单独将鸡蛋抽出来看待。   为什么蛋有助护脑？关键2大健脑成分 为何鸡蛋有助保护大脑？韦恩提醒，关键在于蛋黄中的营养素： 1. 胆碱：制造神经传导物质 过去研究显示，胆碱摄取不足与认知功能下降有密切关联。胆碱在体内用于合成两种重要物质，包括： 乙酰胆碱：负责记忆编码与提取的神经传导物质 磷脂酰胆碱：神经细胞膜的重要组成部分 2. 叶黄素与玉米黄素：减少脑部损伤 蛋黄含丰富“胆碱”，有助制造维持记忆的神经传导物质；另含叶黄素、玉米黄素及Omega-3脂肪酸，可减少脑部氧化损伤，保护神经细胞。 每天1至2粒蛋安全有效 2024年《刺胳针》失智症预防报告指出，45%的失智症可透过改变风险因素来预防或延迟，中年高LDL胆固醇占可修正风险的7%。虽然蛋黄含有胆固醇，但这项研究显示鸡蛋对阿兹海默症风险的整体效果是保护性的。韦恩提醒，对多数健康人士而言，每日1至2只蛋不会显著影响血脂，反而有助脑部健康。将蛋纳入均衡饮食，是合理而简单的护脑选择。 脑退化症征兆｜早/中/晚期症状 据本港医管局资料，认知障碍症（脑退化症）是因大脑神经细胞病变而引致大脑功能衰退的疾病，患者的记忆、理解、语言、学习、计算和判断能力都会受影响，部份且会有情绪、行为及感觉等方面的变化。 1. 早期症状（第1-2年） 在此阶段，家人和朋友通常会以为患者的症状，只是因为年纪渐老而出现的正常老化过程。 失去短期记忆 表达或理解抽象事情时感困难，如表达身体不适、心情感受等 情绪或行为变幻无常 学习新事物及跟随复杂指令感困难 判断力减退o、基本自理活动仍能应付，但需旁人提醒 2. 中期症状（第2-5年） 随着病情的进展，患者早期的困难会更加明显。 混淆远期记忆和现实情况记忆、偶有词不达意的情况 行为性格转变，或会容易情绪不稳 需别人协助日常自理活动 3. 晚期症状（第5年后） 患者生活几乎完全依赖别人，不能自我照顾。 记忆缺损，连熟悉的人和事也会忘记 身体活动及精神状况出现衰退 未能有效表达及沟通 不能处理日常生活、需要长期照顾 生理时钟混乱 资料来源：韦恩的食农生活、医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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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nsky • May 25, 2026

炸锅！加拿大养老金CEO 拿620万奖金

加拿大 CPP 投资基金（CPP Investments）CEO 获得 620 万加元年度奖金，但这笔奖金的发放前提是：原有业绩目标未达标后，基金方通过调整基准线才得以实现。这种做法引发社区大量质疑。不少网友认为，这种"改了目标再发奖金"的操作，损害了基金的信誉，有人甚至直言"这是在搬动门槛，为自己开绿灯"。 图片来源：thelogic 社区讨论中，最受关注的对比对象是挪威主权财富基金。网友指出，挪威基金的资产规模约为 CPP 的三倍，但其 CEO 年薪仅为 95 万加元且无奖金，而 CPP 投资基金 CEO 的总薪酬加奖金却高达 620 万加元。此外，CPP 投资基金六位高管的总薪酬近 3,000 万加元，而挪威同等规模团队（796 人）总薪酬约 1.86 亿加元，CPP 则有 2,000 多名员工，总薪酬超过 12 亿加元。网友普遍认为，CPP 的管理费用偏高，薪酬体系缺乏透明度，容易引发公众对基金运作效率的担忧。 部分从业人士认为，CPP 作为养老基金，其首要任务并非追求最大回报，而是保值和保障资金安全，尤其要在市场低迷时稳定支付养老金。他们指出，主动管理虽费用较高，但能降低熊市风险。不过，也有不少声音认为，既然主动管理成果未能超越被动指数投资，反而还需要不断调整基准线才能达标，高薪酬就难以让人信服。有人认为"自定标准再调整，最后照领奖金"，损害了普通缴费者的利益。 从整体评论来看，批评声音居多，包括质疑奖金合理性、管理费过高以及缺乏对比国际同行的透明度。不过，也有部分支持者认为，CPP 全球管理水平较高，主动管理有其复杂性和必要性，不宜仅用薪酬数字简单对比。还有网友援引加拿大和挪威的生活成本、基金运作模式差异等，主张应理性看待高管薪酬。但批评者反驳称，既然管理层能自行修改考核标准，奖金激励的公平性和问责机制就值得深思。 对于华人读者来说，社区特别关注 CPP 与国际主权基金在薪酬、管理费上的差距，以及"高薪但收益平平"的现实。部分评论还涉及普通工薪阶层的收入压力和生活成本，认为普通劳动者多年为养老金缴费，却难以接受高管"玩数字游戏"自肥。而"基金管理层不应与政府或富豪利益捆绑"的呼声，也在讨论中频繁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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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nsky • May 25, 2026

鸡蛋护脑？每日吃1蛋失智风险降27%

鸡蛋是日常饮食中最常见的食材之一，除了增肌减脂的优势，它对大脑健康有重要的保护作用。原来美国一项追踪长达15年的大型研究指出，规律进食鸡蛋的人，患阿兹海默症的风险明显低于从不吃蛋的人，其中每周吃蛋五天以上者，风险更降低27%。 4万人研究：吃蛋频率越高 失智风险越低 食安专家韦恩在个人网站分享，美国罗马琳达大学研究团队追踪超过4万名参与者平均15.3年，观察饮食习惯与阿兹海默症确诊的关联。研究发现，吃蛋频率与阿兹海默症风险呈现明显的剂量趋势： 每周吃蛋5天或以上（每日约1只）：风险比从不吃蛋的人低27% 每周吃蛋2至4次：风险降低约20% 每月吃蛋1至3次：风险仍有17%的降幅 这意味着，即使摄取量不高，也观察到正面关联；而吃得越频繁，效果越明显。但要留意，这项研究属观察性研究，未能证明因果关系，加上研究对象为饮食较健康的宗教群体，未必完全适用于一般大众。研究团队强调，应该将此发现放在整体健康饮食模式中理解，而非单独将鸡蛋抽出来看待。   为什么蛋有助护脑？关键2大健脑成分 为何鸡蛋有助保护大脑？韦恩提醒，关键在于蛋黄中的营养素： 1. 胆碱：制造神经传导物质 过去研究显示，胆碱摄取不足与认知功能下降有密切关联。胆碱在体内用于合成两种重要物质，包括： 乙酰胆碱：负责记忆编码与提取的神经传导物质 磷脂酰胆碱：神经细胞膜的重要组成部分 2. 叶黄素与玉米黄素：减少脑部损伤 蛋黄含丰富“胆碱”，有助制造维持记忆的神经传导物质；另含叶黄素、玉米黄素及Omega-3脂肪酸，可减少脑部氧化损伤，保护神经细胞。 每天1至2粒蛋安全有效 2024年《刺胳针》失智症预防报告指出，45%的失智症可透过改变风险因素来预防或延迟，中年高LDL胆固醇占可修正风险的7%。虽然蛋黄含有胆固醇，但这项研究显示鸡蛋对阿兹海默症风险的整体效果是保护性的。韦恩提醒，对多数健康人士而言，每日1至2只蛋不会显著影响血脂，反而有助脑部健康。将蛋纳入均衡饮食，是合理而简单的护脑选择。 脑退化症征兆｜早/中/晚期症状 据本港医管局资料，认知障碍症（脑退化症）是因大脑神经细胞病变而引致大脑功能衰退的疾病，患者的记忆、理解、语言、学习、计算和判断能力都会受影响，部份且会有情绪、行为及感觉等方面的变化。 1. 早期症状（第1-2年） 在此阶段，家人和朋友通常会以为患者的症状，只是因为年纪渐老而出现的正常老化过程。 失去短期记忆 表达或理解抽象事情时感困难，如表达身体不适、心情感受等 情绪或行为变幻无常 学习新事物及跟随复杂指令感困难 判断力减退o、基本自理活动仍能应付，但需旁人提醒 2. 中期症状（第2-5年） 随着病情的进展，患者早期的困难会更加明显。 混淆远期记忆和现实情况记忆、偶有词不达意的情况 行为性格转变，或会容易情绪不稳 需别人协助日常自理活动 3. 晚期症状（第5年后） 患者生活几乎完全依赖别人，不能自我照顾。 记忆缺损，连熟悉的人和事也会忘记 身体活动及精神状况出现衰退 未能有效表达及沟通 不能处理日常生活、需要长期照顾 生理时钟混乱 资料来源：韦恩的食农生活、医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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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xuecity • May 25, 2026

去健身房上团课的年轻人，陷入复杂“饭圈”

过去几年，健身房里的团课，几乎精准踩中了城市白领的需求，在团课壮大的过程里，明星教练，被批量制造出来，团课“饭圈”，也跟着出现。 欧洋上过5年团课，她沉迷过、上头过，最后清醒了。当“人与人的连接”开始成为一门生意，健身教练需要不断向会员提供情绪价值，会员则在高频互动里产生依赖，几乎所有人都被卷进了一种越来越复杂的关系里。 3000节团课后遗症 欧洋第一次上团课，已经是五年前。 那时她有跑步的习惯，但北京的冬天太冷，没法每天都坚持，她打算转向室内的运动。健身房团课，就这样闯入她的视野。 团课通常配备一位极具感染力的教练，许多人一起，运动氛围足，跟练也不难，作为健身“小白”，她很快上手，从舞蹈类团课慢慢开始，再到更复杂的运动，到最后，她几乎把市面上所有类型的团课都上了个遍。 ▲年轻人体验舞蹈团课。图 / 视觉中国 那时欧洋正处于读博的最后阶段，学业压力大，生活像一潭死水，她觉得自己很久没有获得正反馈了。但是，在踏进教室，跟着教练上完一节团课后，所有当下的烦恼都烟消云散了。多巴胺和内啡肽在分泌，身体觉得有效果，教练也会注意到她的进步，经常当面鼓励她——这一切，都是无法从学业中迅速获得的快乐。 她没有想到，后来的自己，会成为一个上满3000节团课的“达人”。 团课，正在逐渐演变为欧洋这类年轻人一种新的都市生活方式：午休时间，或者下班之后，去CBD附近的健身房上一节搏击课、杠铃课或单车课，就像喝咖啡一样，是她们固定的消费习惯。 团课上得多了，欧洋逐渐观察到一些奇怪的现象。 最直接的感受是，原来一些教练的团课，是需要抢的，定闹钟，拼手速，有时甚至需要好几个人一起努力，上不成是常有的事。即便抢到了，也得提早到去抢位置，不然那块地方就会被一群特殊的人先占上，占位的东西五花八门，有手套、水杯，甚至还有蛋白棒。 ▲图 / 《爱情而已》 她能够明显感觉到，那群特殊的人，是教练的“粉丝”，他们共同构筑了一个团课“饭圈”。 在团课“饭圈”，教练就是明星，课上鼓掌、应援、录像的有，课前送奶茶、咖啡、鲜花的也多，课后还有请吃饭、唱歌，举办生日party的。更狂热的，就是制作明星教练的周边、买教练的同款衣服，为他建粉丝群、无偿运营社交平台账号，买他的训练营（小范围团课），甚至坐高铁去外地，追着教练上课。 欧洋认识一个朋友，对方每周都要坐高铁去外地上一个明星教练的课，“痛并快乐着”。时间久了，妈妈粉、私生粉、姐姐粉也一应俱全。如果不迷恋某个特定的明星教练，算是混圈子的“散粉”，他们更多的行为是打卡，比如在旅行、出差时和当地的明星教练进行合影。后来，她甚至能通过一个人的朋友圈打卡了哪个明星教练，判断对方最近去了哪个城市。 那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圈子。每次遇到教得好的、很欣赏的教练，欧洋会想去主动交流一下，但就像“有壁”，小团体里的人，对她并不怎么友善，教练也不甚热情，“感觉自己好像就一个人，孤零零的”。这样的情况，她碰到过不止一次。 欧洋不是孤例。社交平台上吐槽团课粉圈的帖子里，有人列举了许多类似的感受：教练只跟自己的小团体成员互动，粉丝们用一样的约课头像，穿一样的衣服袜子，甚至抱团诋毁其他教练等。 ▲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吐槽团课小团体。图 / 小红书截图 在3000节团课里，欧洋逐渐理解了，为什么团课会产生“粉圈”，为什么有人把健身教练当作明星看待。 最初在一家健身房上团课时，镜子就在欧洋的正前方，她可以边上课，边观察自己的动作是否准确。但后来，镜子慢慢移到了她的左侧。她觉得，这是为了让学员们更集中注意力观看教练的动作，而不是看镜子里的自己。同时，这也更加深化了团课教室的舞台属性——有时候，上课上到一半，教练会突然趴地上做俯卧撑，或是来一段前空翻、后空翻的表演。 除了“舞台”，健身App上，展示着教练们的学员上课次数的榜单，学员们能看到自己在这个教练这里的上课次数排名，有人曾被排名刺激到，要从后边的位置冲击到榜一、榜二。 情绪价值也是很重要的一点。想要通过团课练出完美的身材，是很难做到的，但是给情绪一个出口，获得开心和快乐，是更容易的。教练的活力可以感染到上课的学员，让学员在他身上投射出一个理想的自己。 容易追星成功，是更简单粗暴的理由——“如果追星的对象是一个明星，你再喜欢，也不能天天见；但教练可以，甚至在指导的时候，还能有一些肢体接触。”在欧洋看来，健身教练的长相、身材更为优越，并且回报更为确定，这是可以花钱买到的。“如果碰见一个外表好，还愿意为你提供情绪价值的教练，还挺容易上头的。” 最初，欧洋也有过欣赏的教练。作为完完全全的健身新手，她对动作、发力和肌肉控制，都一窍不通，是教练帮她从头建立起了一套体系。“我能找到我的某个肌肉，能控制它、感知它，那会让人非常上头。”她感觉到自己在飞快地进步，再加上一些“雏鸟”情结，欧洋上了这个教练8个月、总共499节健身课，还额外买了这位教练的团课训练营。 后来回头看，她觉得自己那时候其实已经进入了一种半沉迷状态。“感觉变成了更好的自己。这是一个出发点，后面和教练的关系发展成什么样？就不由你做主了。” ▲图 /《闪耀的她》 谁在制造明星教练？ 变化来得很突然。 原本和欧洋互动很正常的一位团课教练，突然就不搭理她了。 一开始，她以为只是自己的错觉，但后来一次、两次、很多次，对方还是会指导别人，会和别人聊天，会鼓励其他会员，唯独经过她的时候，仿佛她是空气一样。甚至她为了再次确认，还买了训练营，想着在这种小班的环境，对方总不可能不看她了吧，但没有想到状况依旧。 这种莫名的转变让她陷入了极度的恐慌，开始反复想，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是不是上课太频繁？是不是让对方误会了什么？是不是说了什么不合适的话？ 难过到了极点之后，她突然产生一种很诡异的感觉：“为什么明明我是消费者，我是花钱的人，为什么遭到这样的对待？”这样的想法让她决定，再也不去上这个教练的课了。 ▲图 / 《半熟男女》 但这一切并没有这么简单。这8个月来，每天都在上的课，突然有一天就不上了，后面应该怎么办？这种戒断反应是很痛苦的，找一个新教练，还需要适应对方新的上课风格。 后来她辗转从其他学员那里听说，那个教练性格比较腼腆，担心和会员过度接触产生不好的影响，所以用一种比较极端的方式主动拉开距离。 一开始，欧洋觉得委屈，“我没有那个意思”，后来，她也逐渐意识到，可能一开始大家觉得是快乐、开心，但团课的种种模式，很难让人的情感不被卷入。 健身品牌超级猩猩的创始人说过，健身行业和口红经济的本质一致，“一个月有10个小时让你开心，除了健身和阅读，还有什么事情是更有性价比的？”超级猩猩很早就意识到，很多白领走进健身房，并不只是为了减脂、增肌，相比身体的变化，他们更需要的是一种短暂逃离高压生活的情绪出口。 团课，也不只是“上课”，而是一种被精细设计的情绪产品。在这里，“明星教练”，正在被批量制造。 在成为明星教练之前，要先成为一个“受欢迎的人”。这是超级猩猩对教练的要求。它的团课具有六要素，分别是形象、产品、技术、教练、沟通、表现力，其中有四项都在衡量教练的软实力。 作为一名头部的明星健身教练，Johnnie承认，教练，也是一种销售，只是，核心的产品就是自己，最终让客户接受你这个人。 ▲图 / 视觉中国 团课的本质是类似的，音乐、动作，大差不差，但变量就在人身上。如果以10分制来要求自己，和学员的互动起码要占到4分，甚至更高。Johnnie非常清晰地知道，比起热量消耗的需求，学员更想要的是精神需求。 欧洋见过一个厉害的“顶流”教练，所有上过他课的学员都私下里和她讲，教练课上得特别好，原因是，“我觉得他上课只关注我”。但当所有人都这么和她说的时候，她明白了，“都觉得自己受到了他的偏爱，但他其实博爱了所有人”。 什么样的人更容易成为团课的“明星教练”？阳光、积极、正能量，活人感很强，能够强烈地感染人的情绪，这个人设之下，如果你是男性教练，已经成功了一半。 欧洋发现，女教练，尤其是北上广的女教练并不吃香，因为来上团课的男性本来就不多，他们追求的力量是团课给不了的。另一位健身教练小天也是同样的感受，他诚实地说，男性群体，尤其是“直男”，是不会去上团课的，他们的塑形目标就是成为一个“muscle man（肌肉男）”，团课显然是无法做到的。 女学员居多的情况下，刚开始上团课时，大家都倾向于找一个长得好看、练得好的教练。随着团课模式越来越成熟，明星教练的画像和分类，也逐渐划分为头部、中部和尾部。这三个区间会有不同类型的明星教练，他们也有类似艺人的区分度：头部的明星教练，受众通常比较多元；而中尾部的明星教练，更像是需要给会员提供情绪价值的“爱豆”。 ▲图 / 《24小时健身俱乐部》 有些健身房，将明星教练视作有效手段，也会变相鼓励“饭圈”模式。小天曾是某品牌明星教练预备役的一员，有对手为了挖走他，试图激将他：“你在上课的时候，会有学员送你奶茶吗？你要是来我这儿上课，那些学员会给你买星巴克、喜茶，最差都是一杯瑞幸。” 这样的评判体系里，如果不能成为一名明星教练，也意味着会丧失很多自主权，影响到自己的收入。 团课教练是流动的，并不驻扎在特定的健身房，而是跟着排课走。这意味着，一个教练，可能从某一天的下午2点开始，要连续上三节课，在不同的地点，上一秒在东边，下一秒就要去西边。有些新人教练还会被排课到“CEO时间”——在健身圈，下午3点被称作“CEO”时间，除了CEO和宝妈，没有人会在这个时间来上课，是公认的无效时间。但头部教练不一样，上班族的黄金时间，都会优先派给他们。 团课就像一个“钩子”，吸引着人来，才有可能继续跟着教练买课、消费。健身品牌想要打造的，是一个影响真实用户的社群领袖。 当健身品牌开始系统性地制造“明星教练”、强调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之后，这种关系，很难不变得复杂。 明星教练被鼓励提供情绪价值，很少有人真正教他们如何和学员保持边界。教练和学员之间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只能依赖个人素养维持，这也让双方都很容易被卷进一种失控的情绪关系里。 有位教练曾跟我们坦露复杂心境：没粉丝时，会担心是不是自己做错了什么，让别人不愿意来上课；有粉丝之后，也会怕“饭圈”带来的副作用。比如收到学员的贵重礼物，第一反应不是惊喜，而是充满压力。“如果收了，学员会默认你们的关系有了进步，这意味着你需要在行为上做出表现；如果不收的话，学员可能会生气，还会把这件事告诉给TA所在的小团体，那么流失的就不只是一个客源了。” ▲团课“饭圈”同样会影响到教练。图 / 小红书截图 祛魅 上过几年团课后，欧洋发现，自己能真正抛掉明星教练的光环，看懂团课教练的好坏了。 团课教练会不定期接受相关考核和培训，会面对一层教授、二层教授、三层教授，但是，和中高考一样，似乎只要把答案背下来，就能上课。在欧洋上课的过程中，她发现，至少有一半的教练都是死记硬背培训内容，甚至还有一些是看着地板说话。这里头，甚至也包括一部分所谓的明星教练。 一节团课100元上下，说贵不贵，说便宜也不便宜，但重要的是，消费环境变化了，即便是这个价格带，她也接受不了这样“糊弄”的教练了。 ▲图 / 《24小时健身俱乐部》 她还观察到，和她一样，明星教练的“粉圈”也消费降级了：以前学员送教练的，都是运动品牌的新联名，甚至有苹果手机。但现在，大部分送奶茶、鲜花，“追星”也要主打一个性价比。 像欧洋这种上过很多年团课的学员，如果光靠明星教练效应，已经无法吸引她反复购买团课了。她现在大部分时间都是自己练习，只是偶尔上一下HYROX的团课。这项新中产运动，已经席卷京沪，成了新宠。 团课的赛道，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乐刻在2024宣布全平台取消收费团课，重回“免费时代”，办理健身房会员卡，即可免费上团课；新品牌savage，也曾以一波超低价搅动了这个圈子，各类优惠活动叠加银行卡等其他平台优惠，甚至可以把一节团课价格打到10元以下，打得整个圈子猝不及防。 进入存量内卷时代的团课品牌们也会担心，如果再把明星教练作为核心增长点，风险也很大，一旦被挖角，品牌也会受到重创。明星教练具有将流量带走的能力，这并非是品牌愿意见到的事情。 它们开始卷研发，都希望能和HYROX、斯巴达 DEKA 这类国际赛事IP捆绑营业，因为其自带稀缺性、专业感与潮流属性，一旦达成官方合作，品牌就能瞬间和普通健身房拉开层级差距，提高调性。 这些赛事天然自带目标感、仪式感和群体性，一旦学员萌生参赛想法，就会进入长期备赛状态，主动参与专项集训、反复刷综训课程，自然而然形成了新的紧密的社群，品牌也能就此提供一些毛利更高的增值服务。 ▲2026信诺环球HYROX香港赛。图/ 视觉中国 这些赛事，自然也会催生一批新的粉丝，只是那时，他们的诉求就不再是抽象的情绪价值——而是更为具体可感并且可控的技术。 就像欧洋，对团课和明星教练祛魅的她，已经决定为人生去找点新的乐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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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xuecity • May 25, 2026

凌晨四点排队，一位非京籍学生挤进北京中职火爆招考

2026年5月10日，学生及家长们在北京昌平职业学校门口排着长队。受访者供图 连闹钟都不用定，北京初三学生家长秦嘉在5月10日凌晨猛地惊醒，将丈夫和女儿薅起来，4点钟冲到北京昌平职业学校（以下简称“昌职”）门口，“一宿都没睡踏实”。 赶到现场的秦嘉得知，排队从前一天中午就已经开始。夜雨刚停，前一晚排队的家庭，轮流在停车场紧急搭建的帐篷里休息。学校临时发了号，几百位家长排在他们前面，为了一个中职报名的机会已经守了一个通宵。“当时完全没有想到会出现这种情况。”秦嘉以网上2025年的信息作参考，没预料到眼前的火爆程度远超上一年。 早上7点后校门打开，依次放人进校。每个孩子手里捏着序号，跑向中餐、西餐、新能源、生物制药、食品安全等不同考点。在秦嘉一家想去的食品安全专业，女儿排在前列，争取到了第一波面试机会。但隔壁排新能源专业的孩子，连考核的机会都没有，还未排到，就被通知“前面录满了”。 眼下距离中考还有一个月，但已经有一部分北京初三学生提前确定去向。根据北京中考录取的规定，一些中等职业学校的部分专业可提前报名参加面试并录取。 昌职校门口的长队是当下“中职热”的缩影。对此，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与继续教育研究所原所长孙诚认为，这是多种因素积累下的结果。当前的就业形势下，很多家长开始更现实地审视孩子的出路，同时也更尊重孩子个人的选择，不再盲目追求传统的升学路径。 在她看来，国家多年来对职业教育大力支持，其政策效果正在显现，社会对职业教育的关注度和认可度在缓慢提升。尤其在北京，职业教育体系的超前建设为今天的“热”埋下了伏笔。这背后，是家长和学生用脚投票，选择了一条他们认为更贴合产业需求、与未来就业挂钩更紧密的路径。 为孩子争取一个选择的机会 5月10日是北京中职自主招生面试的大日子，热门学校挤在了同一天。 多所学校集中面试，北京卫生职业学院（以下简称“北卫”）、北京市对外贸易学校、北京市商业学校及昌职等，均在当天安排了自主招生的面试、测试或录取手续办理。 秦嘉家的这场“战斗”持续了一段时日。5月3日—10日间，她带着女儿奔走了五所学校，面试了跨境电子商务、金融事务专业、商务英语、养老专业、食品安全专业，有的拿到了名额，有的则折戟未过，最终成功“上岸”昌职的提招。 “提招”是“提前招生录取”的简称。北京中招录取分为提前招生、指标分配招生、统一招生三个阶段，被前一阶段录取的考生不能再参加后续阶段的录取。 她们所经历的中招之路，是北京许多初三家庭都熟悉的。每年3月底至4月，北京市教委发布年度招生计划，4月底至5月初，各校陆续公布招生简章，进行自主招生的能力测试。考生可参加多所学校的测试，但最终只能选择一所通过测试的学校提交材料，确认报考。被成功录取者仍需参加中考，但成绩只记为“合格/不合格”。 择校存在信息差。秦嘉举例，在大多数院校还没有迎来开放日的3月，首钢技师学院的参观日就已经报名满了。她和女儿的4月，是在各校实地探访中度过的：参加它们的开放日，了解校园环境和招生信息。女儿喜欢运动，爱打篮球，格外留心各校的操场和体育馆。她还留意到，有些家长带着男孩去学校面试，一定会让孩子去趟卫生间，看看里面有没有烟头，以此判断学校的管理严不严格。 接下来就是密集的面试。5月上旬，“只要这个学校招考，我们就去面试。一定要去面试。”她说，在招考前期进行大量面试，会让孩子积累足够的经验，面试应该怎么排队、穿什么，头发应该怎么梳，老师会问什么问题，自我介绍会不会紧张，对于这些细节，都有相应的预判。“面试了几次之后，孩子的自信心就起来了，或多或少也就不紧张了。” 报考人数多了，面试难度也在增加。秦嘉举例，女儿去面试北卫的护理专业，按照往年的经验，老师会问更笼统的知识信息，譬如护士节、南丁格尔、七步洗手法或酒精消毒等。但2026年，问题变成：“如果缺钙，会患上什么疾病”，对于初中生来说，属于“特别冷门的问题”。 对于秦嘉女儿来说，上卫校学护理专业是第一目标。 秦嘉说，北卫在家长心里，是卫校里的领军学校。它招收初中毕业生，实施五年一贯制，毕业取得大专学历。2026年，该校只有护理和中药两个专业提前招生。护理专业只招165人，另有27个男生名额。学校根据英语听力口语成绩线上筛选，只给大约400个孩子面试机会。“后面的一律不给机会”。这意味着，即使学生有资格报名，只要英语听力口语成绩不是接近满分，连走进校门面试的机会都没有。 北卫的门槛之高，在家长圈里已成共识，很多人称其为“职校里的清北”。 北卫的面试资格是在5月9日公布的，据秦嘉描述，其结果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后续震荡。秦嘉的女儿英语听力口语成绩38分，放在去年还有面试资格，但今年却卡到了39分。5月9日中午12点，她所在的初三家长微信群，很多家长在“沸腾”，有人打电话给学校，得到的回复是，本年度38分和39分的孩子报名太多了，已经超额。 她说，被筛选下来的焦虑的家长们，出现在了昌职门口，提前一天排好了队。 提前一年准备 能“上岸”的家庭，几乎都不是临时起意。 选普高还是中职，秦嘉在女儿小升初阶段就开始考虑了。女儿初中就读于北京一所头部中学的初中部，但课业补了又补，分数就是上不去。她觉得，如果分数在年级没有到前1/3，即便进入高中阶段，也可能“卷不过其他孩子”。但她将想法埋在心里，不作引导，让孩子踏踏实实学了两年。 到了初三，女儿也意识到了选择的必要性。这一年学生按照成绩重新分班，有一批非常优质的孩子，在学期中间就被选拔去读“0.5+3”——即北京中招改革的一项新举措，初三下学期提前进入集团高中学习。 同龄人的分流和变化都在这一年发生。秦嘉描述，女儿突然就有了“被打上标签”的感觉。她告诉女儿，未来孩子们会走向不同方向，走适合自己的路。 “适合自己的路”需要家长和孩子共同摸索。她说，女儿性格开朗，包容性强，跟谁都聊得来。在学科表现上，语文和化学成绩好，可考虑食品检验、生物检验等专业；英语不差，可以去学对外贸易、商务英语。 在开设这些专业的学校中，在“3+2”（即中职3年加高职2年的贯通培养模式，学生毕业获大专学历）中对接的高职学院是哪个，这一专业在该校是否强势，有没有国家重点科室，是不是重点人才培养专科项目，5年后对接的专升本大学又是哪一所，教学质量如何，这些问题要一个个寻找答案，回答都是肯定的，才会成为最终的候选。 她仔细考量了这个专业的学制时间、未来出路、对接通道和潜在机会，最终选定的食品安全与检测专业，是头脑风暴下比对排查的结果。 另一名京籍家长没有去昌职排队，在昌职面试之前，孩子已经通过面试进了想去的学校以及专业：北京市信息管理学校的虚拟与现实技术应用专业。 这是一个只招二十多人的专业。这位家长说：“当天面试当天出结果，面试上就直接交表。一个专业就要二十多人，面试者估计得有几百人。” 专业是孩子自己选的，这个选择源于在学校参加过的社团，跟专业很接近。初三上学期期末考试成绩出来后，一家人就决定要走中职这条路。她也带着孩子提前考察了多所学校。“焦虑的时候，会想只要有个学上就好。”她说。 田深（化名）从事职业教育咨询工作多年，但从2023年开始，他的咨询量每年增长300%。 他将前来咨询的家长，大体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务实型”，理性判断孩子的成绩，多方了解中招信息寻求最优解；第二类是“开放型”，这些家长发现孩子上普高非常辛苦，不愿让其再卷；第三类是“被迫型”，孩子成绩确实上不了普高，家长很焦虑，选了中职但心里不甘；第四类是“非京籍”，受政策限制无法在京参加高考，故而倒向中职。 近年来还出现了一个新的趋势：有些孩子的成绩明明能上普高，家长却主动选择了职校的贯通培养。这类家长在田深的咨询中越来越多。 “家长的观念在变。”田深说。北京职业学校的师资水平、专业设置及升学路径设置颇具实力，家长们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度越来越高，“父母们的育人理念在慢慢发生变化，让树成树、花成花”。 秦嘉身边就有这样的例子。“海淀妈妈补课花很多钱，最后孩子时间搭进去了，结果不一定好。班上已经有两个孩子抑郁了，还有一个休学了。”很多家长因此降低了预期，“只要孩子不抑郁，我都能接受。” 排队那天，秦嘉在队伍里跟其他家长聊天。有人告诉她，自己的孩子一模能考450分、470分，能上普通高中，但还是来排队。那位家长解释说，这三年太累了，孩子一直绷着这根筋学习，实际上一点也不开心，天天跟家长对着干。 还有一个家长称，孩子听力口语考了40分满分，拿到了北卫的面试资格，却没去考试。该家长解释，当时孩子没拿定主意，就先报了名，但孩子最后选择了去面试自己喜欢的学校和专业。 此外，作为非京籍家庭中的一员，秦嘉的孩子无法在北京高考。 过去，非京籍家长们大多有“高考执念”，更倾向于将孩子送回原籍参加高考，但科目基础、所学内容不同，难度也较大。她察觉到，今年家长们的选择有了变化，更多投身于中招之路，“在昌职排队的上千家长里面，很多人都是非京籍。我们走不了别的路，只能走这条路”。 她觉得，对于非京籍的家长来说，孩子如果成绩一般或中下游，要想继续留在北京读书，上中职就是最优解。 2026年2月7日，安徽淮南，中职学生在参加2025—2026年度安徽省职业院校“中银杯”技能大赛。 “热得发烫” 女儿进入昌职校门后，秦嘉和丈夫站在外面等了将近三个小时。 学生们先笔试，电脑答题，跟老师报名字查询分数，通过再进入面试环节。“我们家孩子是看着前面一个个折了，觉得竞争挺惨烈。”她记得，女儿跑出来，脸上带着笑，说自己通过了，“我眼泪就下来了”。 但真正的煎熬才刚刚开始。签字交表，就意味着放弃后面所有学校的机会。北京海淀卫生学校笔试结果尚未通知，北京昌平卫生学校都还没开始面试。 “签，还是不签？”这个决定必须在十几分钟内作出。 这所学校你想来吗？女儿说：“是。” 下午3点的昌卫面试还去吗？女儿的回答是，不太想去了。万一没有通过，就浪费了现在的机会，这是自己披荆斩棘才拿到的。 秦嘉和丈夫最终决定“将球抛给她”，希望通过此举让女儿意识到，作这个选择是放弃了其他东西而来，是有沉没成本的，选定了，将来就要在这所学校好好学。 孩子更倾向于现在交表，锁定昌职，结束这场中招之旅。 站在昌职门口作决定的十几分钟短暂又漫长。秦嘉觉得，这大概是女儿人生节点中很重要的一刻，这个决定，影响着接下来几年的具体走向和未来方向。 秦嘉觉得，家长尽力做了托举，孩子的路还得要自己走。“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很幸运。孩子选了比较心仪的学校和专业。”但她也发现，一些家庭的信息很局限，匆忙就交了表。 在田深看来，家长们考量的核心，主要还是就业和升学。他说，在北京职校中，如昌职般竞争激烈的院校及专业不少，部分热门专业的报录比达到10:1，像北卫护理专业由于竞争激烈，这一数字已经到了20:1。 田深指出，受家长们欢迎的专业，大多是就业市场中缺口大、需求强、有前景的类型，“他们会思考自己的出口在哪里”。 秦嘉则留意到，市场需求在变，学校专业也会跟着变。以昌职为例，2025年招生中还有婴幼儿学前专业，2026年就直接砍掉了。学校还正在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专业，与宝马、大众、比亚迪三家车企都有合作，“它的教育模式非常震撼，直接把新车拆了，就在学校练”。 孙诚认为，职业教育的属性就是要加强产教融合，这是它必须坚守的地方。做得好的学校，能够通过订单班、学徒制等方式与企业紧密绑定，并根据产业变化灵活调整专业设置。在她看来，这正是职业教育相比其他教育类型的优势所在。 秦嘉翻看食品安全与检测专业的介绍，其就业去向也写得很清楚，上面列着中粮营养健康研究院、北京康比特体育科技公司、北京三元、北京光明以及谱尼测试等单位，“只要往上写的，基本上都是每年定向输出”。 基于上述理由，解决了“出口”问题的专业“热得发烫”。秦嘉为女儿选校时，曾留意过北京农业职业学院的宠物医学专业，系七年制，免学费，“出来后直接成为全日制本科。”她说，女儿很喜欢，但是分数非常高，要考到470分——这在2025年已经是北京一些重点高中的分数线，只得作罢。 升学路径同样关键。孙诚介绍，北京很早就构建了“中高本衔接”的通道，不仅有中职对接高职的五年制，更有与本科合作的七年制贯通培养。一些中职学校的七年制专业，录取分数线甚至远超普通高中，竞争非常激烈。 两条路径秦嘉都仔细研究过，想给女儿尽可能多的余地与选择。她盘算着，女儿所选的食品安全与检测技术专业是五年制，对接北京科技职业大学。假如孩子将来不满足于这一学历，还想继续提升，眼下的选择也能为其铺垫。在专升本阶段，女儿可以在北京科技职业大学转生物制药检验检测，“食品转生物，这条路她可能会更顺畅一些”。 昌职门前的长队并非孤例。过去一年，全国多个城市出现了类似的“职校热”。广西南宁多所职业学校招生季出现家长凌晨排队咨询；广东汕头一所有“中本贯通班”的中专迎来大量报名者；上海中本贯通热门专业如会计、医药类最低分已达650分以上，部分专业录取线超过区重点普高。 广州近两年开展“3+4”中本贯通试点，吸引家长目光。2025年首批试点仅有40个名额，吸引了超过6000名学生报考，报录比高达159:1，录取考生中考平均分超过650分，其中不乏680分甚至700分以上的考生。2026年，新的招生计划达318人，是前一年的近8倍，涵盖智能制造、新能源汽车等领域。 田深认为，这些受到青睐的职校及专业，归根结底，是紧紧抓住了家长们最在意的两条出路，打通升学路径以及提供就业资源。 前路 5月10日之后，秦嘉的女儿“上岸”了。但上岸不等于放松。 班上好些孩子走了提招，课堂的氛围也开始变化。女儿说，有的人不来，有的人早走，还有人就不上晚自习了，有的人来了在课上玩手机。老师现在就紧着那些学习的孩子，只求他们不打扰别人就好。 秦嘉问她：“你呢？”女儿说：“我肯定得好好考，不好好考试拿不了初中毕业证。” 秦嘉趁机给女儿“打预防针”。5年后，要冲刺15%的名额才能升入北京科技职业大学的本科，竞争者包括一起进校的高分统招生。“我一直在跟她说，你选择这条路，不是因为你比重点班的孩子差。未来你们很有可能在北京科技职业大学成为同学，只是这5年走的路不同而已。” 在几年前，中职还没有这么卷。一位2020年进入昌职就读航空服务专业的毕业生回忆，“基本上都是去了就能被录取，学校会直接发录取通知书，竞争完全没有现在这么激烈”。入学前，他觉得“职高里都是坏孩子”，但入学后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毕业后，班上几乎所有符合条件的学生都选择了先升大专。当时的政策是京籍生和随迁子女可以在北京本地升学。但很多人转专业了。他也没有继续学航空服务，大专选了法律事务专业。 如今他从事法律相关工作，工作期间读了非全日制本科。他认为学历限制依然明显，“真正好的岗位，还是要求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 在更早的2007年，一位毕业生形容职高的氛围就是“大幼儿园”。当时，他考了410分，通过关系去了海淀一所职高的休闲体育专业，“其实就是走个形式，交钱就让上”。 在那里，“老师首要的任务就是保证学生不出安全问题”。他的同学中，有人高一时因拦路抢劫被开除。他所在的学校后来几经合并，最终在2017年左右关闭了他就读的校区。“主要是没有生源”。 孙诚指出，在此前的社会观念与家长认知中，进入中职被视为一种“丢脸”或不得已的选择。这源于职业教育被长期定位为分流末端、标签化的思维，掩盖了学生个体的多样性和潜能。 与此同时，职业教育此前被简单当作“兜底”选项。那些在学科考试中暂时落后的孩子，被一道分数线尽数划入职业教育。这导致中职的生源与普高差异巨大，办好职业教育的艰巨性也正在于此。 孙诚认为，中职教育应该以需求为导向，为这些情况多元、面貌多样的学生，提供真正适合他们的教育，找到属于他们的人生出路。 而眼下，普高扩招和中职报考热正在同时发生。 田深留意到，就在昌职校门口排起长队的一个多月前，北京市发布了一组数据：2026年北京普高招生规模约9.5万人，比去年扩招了1万人，中职教育约3.3万人，与上一年持平。 近几年来，北京中考人数稳中略有增加，普高招生也经历了连续七年增长，从2020年的6万人一路涨到如今的9.5万人。普高扩招，意味着更多学生有机会进入普通高中，理论上应缓解“普职分流”的焦虑。但与此同时，家长们对优质中职学校的争夺却在加剧。 这与中职本身的发展有关。“少而精”是近年来国家对中职教育发展的明确定位。2025年6月，北京发布《加快构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北京职业教育体系三年行动计划（2025—2027年）》，也提出要保留“少而精”特色中职学校，支持办好技能要求高、始读年龄小的特色中职专业。 也就是说，未来的中职教育将不再是“兜底安置”，而是走向“小而精”。 2026年4月29日，北京市教委又印发了一份文件，要在10所优质中职学校开展专科人才培养改革试点，招生计划共1790人。其中有一个重要信息：学生从中职转段升入高职时，须通过全市统一组织的语数外三科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 孙诚指出，这意味着中职的文化课门槛正在提高，而变化与产业升级有关。“产业在转型升级，中职学生的知识储备不够，撑不住他们继续往上走。” “上岸”后的秦嘉，在忙着接初二家长们打来的电话。昌职门口的长队让家长们感到震惊，纷纷来讨教提招经验。“他们之前从来不关注这些，觉得这是初三才要考虑的事。如今一下子就重视起来了。” 而秦嘉的女儿，仍在按部就班过着紧凑的初三生活，但她感知到了未来已定的“小确幸”，周末终于可以有时间打篮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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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Wenxuecity • May 25, 2026

倒下的中学生背后，他们有多累？

作者 | 黄泽敏 编辑 | 向现 5月12日，内蒙古一名中学生在课间操结束后倒地身亡。 7天后，5月19日，内蒙古临河区公安分局发布警情通报称，经调查，该学生倒地前未与他人发生肢体接触，已排除刑事案件。通报同时提到，事发后，学校老师实施心肺复苏救急，并拨打了急救电话，但学生送医后经全力抢救无效，不幸离世。 事件很快引发关注。除了对一个年轻生命逝去的惋惜，舆论场上，也有人关注到这个时间点上的“巧合”：就在今年3月，临河区教育局刚发布通告，要求全区学校保障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 《人生路不熟》剧照 据媒体报道，就此次意外，临河区教育局工作人员曾表示，该学生前后跑了共约300米。 事实上，增加在校体育活动时间不只是临河区一个地方的规定。今年2月底，教育部印发《关于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将“落实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和“推行课间15分钟”正式推向全国。紧接着，教育部在3月的全国两会上宣布，这两项要求已在所有省份全部部署推行。 这些年，学生体育锻炼被提高到了更重要的位置。政策的出发点并不复杂：应对愈发严峻的近视率、肥胖率，以及学生长期久坐的问题。初衷是让学生真正动起来。 但在一些学校，体育时间正在被重新切割、置换，变成另一种形式的“凑时间”。 01 “猫鼠游戏” 中午12时10分，上海黄浦区某公办初中开始“清教室”。被“清”出教室的，是学生。 接下来半小时，是学校在这学期新增设的体育活动时间。按照要求，学生必须离开教室，到操场活动。但并非所有人都去运动，一些人悄悄绕进更隐蔽的角落。 初三学生李薛阳便是其中一个。在老师的注视下，她随人流离开教室。到操场后，她会先绕操场一圈，趁老师不注意，再溜进乒乓球房，掏出藏在衣服里的作业，往地上一放，弯腰趴着写起来。 在这间乒乓球房里，像她这样趴在地上写作业的学生还有十余人，有人躲在乒乓球桌附近，试图用桌子打掩护。 她说，这种现象，出现在学校开始落实“每天校内体育活动2小时”之后。 《最好的我们》剧照 在乒乓球房写作业的那段时间，李薛阳过得提心吊胆。一旦听到脚步声靠近，她会立刻抬头，迅速把本子收起来，生怕被老师发现。 但她还是被抓包过。一次，巡查的老师走进乒乓球房，发现了这群写作业的学生，训斥道：“你们体育都满分了吗？没满分还不快去练。” 在老师的目光下，他们放下作业，开始练习仰卧起坐。但等老师离开，李薛阳和其他学生又迅速掏出作业。 后来，学生们摸清了老师的巡查路线，发现部分区域是“盲区”。于是，李薛阳换了躲藏地。她现在固定在靠近天台的一处楼梯口写作业。除了她，还有另外3个八年级的学生在那里吃午饭。他们通常待到上课铃响才离开。 这场“猫鼠游戏”是在这学期开始的。新学期开学两周后，老师在课堂上宣布，上午大课间从20分钟延长到40分钟，同时在中午新增30分钟体育活动。 在新增午间运动时间里，学生被要求“必须下楼”，不能带纸质资料，也不能留在教室。“老师说会查监控。”李薛阳表示，老师曾告诉学生，如果被发现学生擅自留在教室，老师也会被批评。 《小欢喜》剧照 但班里真正去操场锻炼的只是少数。李薛阳说，更多人像她一样找地方写作业、休息，甚至在楼梯口打牌或玩桌游。 这场“猫鼠游戏”也出现在上海一所职高里。高三学生王杰告诉南风窗，在学校划分的活动时间里，学生被要求下楼做操、跳绳或踢毽子。但这些统一安排的项目并不适合所有人。 王杰腿有旧伤。他表示，自己还有躯体化症状，常容易感到疲劳。此前腿伤严重时，他父亲曾专门给班主任发消息说明了情况，但老师仍要求他下楼。“让我在旁边看，站着看他们做操、跳绳。”他说。 后来，他趁老师不注意溜到形体房，在地上铺个垫子躺下休息，等活动结束再归队。有老师来问，他就解释说腿不好，也就过去了。 光下楼不运动的人，不止他一个。据他观察，也有几个学生不运动，光呆坐在附近的石墩上。他笃定老师“肯定看到了”，但学生们依旧坐在那。他觉得，只要离开教室，即使是坐在楼下发呆也无所谓，“但如果老师看到你要上楼的话，老师会制止的，就是不能上楼”。 《少年派》剧照 “拼了命地让我们凑时间，就防着领导检查。”另一学生蒋小曼抱怨。曾有领导来校检查，她记得，那天班主任显得很着急，不断催促学生下楼。 蒋小曼就读于上海嘉定区一所民办初中。这个学期开始，学校将体育活动精细拆分到各个时段：每天40分钟的体育课，加上午、下午各35分钟的大课间，以及中午10分钟的室内操。总时长刚好达到2小时。 每次大课间，学生被要求下楼，到操场“先跑一圈半跑道，再进足球场做操”。结束时，还要统一跑回教学楼才能停下。她算过，一次大课间大约需要跑850米。在这一过程里，偶尔还会搭配体能训练，比如高抬腿、弓步、马步跳等动作，一个接一个。 “那10个动作特别累。”她说自己体质较弱，平时运动的时间并不多，一天运动下来，常感觉肌肉酸软，腿都软了，人也变得烦躁，没什么耐心。 “做这些运动，心里的感受就是累。”蒋小曼说。但课程还得继续，她只能拖着疲惫的身心继续完成当天的课程和作业。 02 “这2小时，很多是假的” 对于很多学校来说，要多出体育活动时间，就得腾挪原本的安排。而腾出来的这些时间，也可能悄悄被挪用于其他用途。 肖菲的儿子在上海一所公办小学读四年级。她说，为了落实相关政策，学校将原本一个小时的课后服务，拆出大约半小时让学生去操场活动。 但学生并非每次都有机会去操场。“他们有很多作业其实要求在学校里做完。”她表示，作业没有完成、错题多需要订正的孩子，只能留在教室里补作业、订正错题。儿子时常因此被困在教室里。 出去活动也不一定就能“跑起来”。肖菲表示，不同科任老师的管理方式不同。年轻的数学老师把学生领到操场后，通常自己站到一边看手机，让孩子们完全自由玩耍，时间到了就大喊一句，让学生们回去继续写作业。 《小欢喜》剧照 而作为班主任的语文老师，因承担着更大的安全连带责任，对纪律要求严格，往往只允许孩子们慢走或坐着聊天，但不能跑。 儿子告诉肖菲，有时班里几个女孩会玩闹，“语文老师看到了，就说‘你们几个追什么追，给我站旁边罚站’”。 “这2小时中有很多是假的，时间并不是真正地落实到了体育课上面。”一所公立小学的体育老师李志宇直言。 在他们学校，下午放学后，各班级会组织学生在班级门口及操场上排队等候家长来接送。这个过程往往会耗费半小时左右，也被算入“2小时”之中。 除此之外，为了达成“2小时”目标，学校还延长了学生的在校时间。李志宇表示，落实政策后，学生被要求提前20分钟上课，中午放学时间推迟了20分钟。“不合理的地方主要在于，孩子们适应不了，变化来得太快，没有循序渐进。”他说。 2026年4月15日，在山东日照实验高中的阳光大课间活动中，高一学生在跳啦啦操/图源：视觉中国 相关政策文件一早就下达给学校。他记得，老师们被组织起来开了几次学习会议，“不过你也知道，像这种会议大家基本都在下面玩手机”。之后，“突然有一天，就直接要求‘上马’了”。 这些学生被要求在同一时段统一进行锻炼，“操场每天都是人满为患”。而与大量学生对应的，是配比不足的体育老师。于是，体育老师的“课程量一下翻了三倍甚至四倍”，班主任被要求顶缺。 但校内班主任多为主科老师。他说，许多老师在带学生进行运动时，没提前做好热身准备，导致“频繁出现扭伤脚踝之类的现象”。突然增加的运动量，更让不少孩子开始反映“膝盖痛，脚痛，腰痛”。 他记得，有家长因此到校闹过。后来，学校调整了运动项目安排，让“这2小时以八段锦和排队走路为主”。李志宇认为，“如今学生和老师更累了”。 03 不是不想动，是“动不起” “孩子们感受到累，甚至是教师也觉得累，这是一个正常现象。”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体育美育教育研究所所长于素梅认为，为落实国家政策，增加了学生的运动时间，要求了运动质量，老师们因此增加了课时，“累”成为政策落实带来的直接体感。 但劳累，也可能出现在机械化的落实过程中。她表示，若学校存在“一刀切”现象，忽视学生个体差异，即便落实了政策，效果也不一定好。 很多时候，学生不想运动，不单纯是懒惰、不爱运动这么简单。在受访学生口中，学校的体育课大多是跑圈、做操、体能训练或练习中考体育项目，他们对此提不起兴趣。 《你好，旧时光》剧照 无法割舍的学业焦虑，也推着学生们将“运动”摆在次要位置。李薛阳本就没有运动的习惯，面对学校的“统一安排”，更难提起运动的欲望。何况，在运动时间里，她心里总惦记着“作业”。她希望尽可能在回家前把校内作业写完，因为只有这样，她才能在回家后有更多时间做额外的习题。 临近中考，她愈发觉得时间不够用。在很多学校里，与运动量增加同步存在的，是被挤占的休息时间，以及有增无减的学业压力。 “（儿子）从一年级开始就没有午睡的权利。”肖菲表示，按照课表，学生会在11时45分下课去吃午饭，之后在12时15分开始午休，但学校“凭空在午休时间加了语数英的主课”。 肖菲四年级儿子上学期的课表显示，每天半小时的午休时间，实际被语数英三门主课轮流占满。她说，这学期的课表里，这些额外的午课没有直接标明，但依旧得上/受访者供图 到了晚上，等待儿子的又是一堆作业。“在学校写个不停，还带作业回来。”肖菲表示，除了教育局配套的练习册，学校每一科还会额外加一套自己定制的练习册。“课本内容要做两套练习册，一套在学校里做完，另一套基本上是带回家做。”她说。 儿子每天大概下午5时到家，6时半开始写作业，经常要写到晚上接近10时。她表示，到期中考、期末考的时候，作业会更多。有时，她实在是心疼孩子，会直接帮他完成一部分作业，让他能早点睡觉休息。 孩子的作业量没有减少，没有做到真正的减负，体育政策落实的效果自然就打了折扣。 04 让“体育”真正回到学生身上 今年教育部的“新春第一会”上，强调将深入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严防“阴阳课表”，严查挤占体育课、课间不准学生出教室等行为。政策是明确的信号。于素梅表示，当政策出台，各省会迅速出台落实方案，学校便会依照文件执行。 她曾在各省市进行调研。她了解到，当地的督导工作开展到位，采用的是“四不两直”的检查方式——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接待，直奔基层、现场。“发现有阴阳课表、挤占体育课或其他，先警告或约谈，如果再出现，第二次可能就是二次警告，再出现直接就地免职。”她说，某地有两位校长就曾因此被就地免职。 图源：图虫·创意 当政策下达，学校、家长和学生各自在自己的逻辑里打转。很多时候，体育始终是那个最先被挤出去的变量。 在政策出台前，于素梅调研发现，有的学校大课间活动时，“学生都带着书本，边跑边背”。学生告诉她，校长知道这件事，还很支持。 这是应试教育和学业压力下形成的一种惯性。“校长追求升学率，家长唯分数，默认体育运动和学习是一对矛盾，他们认为参加活动时间多了，就会影响学习。”她说。 “说到底是观念的问题。”于素梅表示，这背后的核心，是对体育的认知不到位，以及唯升学、唯分数的观念没有真正转变。她认为，要想真正摆脱这种现象，最终还要回到评价制度的改革上。 与此同时，现实制约因素也需要一点点松解。仅靠“把人赶出教室”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政策文件其实已经说得很清楚，不仅要保证“每天2小时”，还要开设丰富的项目，实施小学“兴趣化”、初中“多样化”、高中“专项化”教学，并且要关注学生个体差异，对特殊体质学生给予关心和保护。 《小欢喜》剧照 “运动多样的前提是，要有足够多的体育老师。”上海一所公办小学的班主任表示，“看管班级运动的班主任没有专业知识，没法有效组织单项运动。” 场地短缺，更是绕不开的现实限制。在城市里，许多学校本身就被建筑密度限制，校内运动空间并不宽裕，难以容纳全校学生同时进行户外活动。如此一来，能快速安排的“跑步、做操、跳绳，是最简单可行的方法”。 但也不是毫无办法。“总的来说我们认为办法比困难多。”首都体育学院教授、全国高等学校体育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长刘海元表示，在全校统一教育观念，达成课时调整的共识后，学校可以通过临聘教师、集团校统一调配师资、使用实习生等多种渠道补充师资队伍。 场地则可更精细化分配。他举例，比如利用楼顶、地下等空间修建场地，并错峰使用场地、按运动项目对学生进行分类，让羽毛球、乒乓球、跑步等活动分开开展，综合轮转利用现有空间。 《小欢喜》剧照 “健康第一”不能只是说说而已。“过去我们一直说‘健康第一’，要把它转变到具体的落实（行动中）去，教育观、家庭的育子观也需要引导性地去转变，把学生的身心健康放在首位。”刘海元说，“一个人孩子都不健康了，学习那么多的东西有什么用？” 于素梅一直倡导幸福体育。她强调，体育课应打造“幸福课堂”，让学生感到愉快、满足，把学生放回体育的中心位置，做到因人而异、因校而异，从而真正让学生主动想要运动。而要做到这一点，不能只靠学校单方面努力，还需要由政府主导、家校社协同推进。 只有当体育真正回到每个学生身上，那两个小时才真正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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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xuecity • May 25, 2026

德国华人迷奸案：药、暗语、非人化

主犯张大鹏 “该罪行建立在被告人蔑视女性人格尊严的观念基础之上。” 2024年，德国警方在追查多起针对华人女性的性侵案件时，发现了一个隐藏在Telegram加密群组中的犯罪网络。群组成员多为生活在德国的华人男性。他们被指控使用镇静、催眠和麻醉类药物，让女性失去意识后实施性侵，并拍摄、保存、传播相关影像。 药物，有的被叫做“3”，有的被叫做“7”，有的被叫做“力量”。“3”指代一种具有强效催眠和记忆阻断作用的违禁药物；“7”指吸入性麻醉剂；“力量”指另一类镇静药物。 这起跨国华人迷奸女性网络案中，药物不是附属工具，而是犯罪得以成立的核心。它有至少四重作用： 第一、药物是控制工具。加害者使用镇静、催眠、麻醉类药物，让受害者失去意识、失去反抗能力，处于无法形成有效同意的状态。 第二、药物是群组知识系统的核心。药物让性幻想不再只是幻想，而变成了具有实操性的犯罪网络。 第三、药物是死亡风险的来源。在对蒋中懿的起诉书中，几乎每一次犯罪事实之后，都重复出现一句相似的话：受害者没有死亡，只是偶然。 第四、药物让人“失忆”。很多受害者不是第一时间报案，而是在数月甚至数年后，通过警方查获的照片和视频才知道自己遭到侵害。药物制造了“断片”，也让犯罪者误以为自己可以逃脱追责。 药物连接了幻想和行动，连接了个人犯罪和群组暴力，连接了性暴力和死亡。药物让非人化的幻想成为犯罪事实。 注：根据柏林地方法院新闻办公室特别提出的隐私保护要求：“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泄露或公开个人隐私数据”，本文对在柏林受审的案件所涉人员Zhiting S.和Tong Z.的身份信息参照法律文本进行了匿名化处理。本文涉及性暴力犯罪及敏感内容，部分描述可能引发不适，请读者谨慎阅读。 柏林庭审现场 2024年秋天，德国和美国司法机关陆续揭开一起以Telegram加密群组为核心的跨国性犯罪网络。公开司法材料显示，相关案件目前至少牵涉八名男性，其中包括德国境内的张大鹏、Tong Z.、Zhiting S.、蒋中懿，以及在美国加州被起诉的翁偲哲等人。已确认身份的核心受害者至少十余名，潜在受害者数量仍难以完全查明。相关犯罪事实最早可追溯至2019年，部分被告自2020年起已进入相关Telegram群组，交流药物、偷拍、性侵影像和作案经验。 这张网络最早从现实中的租房性侵案暴露。2024年，德国多地陆续出现针对中国女性的性侵案件，受害者多曾在中文社交平台发布转租、短租或看房信息。警方追查张大鹏案时，在他的电子设备中发现大量犯罪影像、药物信息和 Telegram 聊天记录，由此锁定“德国老司机驾校”八人群组。上述五名男性均为该群组中的成员。 Zhiting S.案是这一系列案件中重要且复杂的一环。与其他被控直接实施性侵的人不同，Zhiting S.被控连接着两条线索。柏林检方指控，他在2019年至2021年间，在北京多次对一名女性下药性侵并拍摄照片，这名女性是他的未婚妻。检方还指控，2024年居住柏林期间，他在名为“德国老司机驾校”的Telegram八人群中，向其他成员提供迷奸药物指导。 Zhiting S.曾在国内顶尖大学的医学部获得硕士学位，2021年，赴柏林顶尖医学院攻读博士并取得学位。 他在这张网络中的位置，在于他被指控提供了一种关键资源：医学背景和药物知识。在一个以“下药、麻醉、性侵、拍摄”为核心流程的群组里，这类知识被应用于犯罪。它让性幻想不再只是幻想，而成了一套可以实践的“方案”。 2024年1月7日，“德国老司机驾校”群组成员张大鹏在法兰克福一处公寓内强奸一名女性。作案过程中，张大鹏分享了一个直播，Zhiting S.在聊天中同步给出指示，并写道，“两片药之后，她就不会记得任何事。 ” 5月20日上午，Zhiting S.案在柏林地区法院开庭。原本这一天可能是本案宣判日。但庭审刚开始不到半小时，进程就被打断了两次。 前二十分钟，庭审现场氛围激烈。Zhiting S.的两名辩护律师同时向法官提出异议，认为部分材料难以阅读，翻译也存在问题。法官随后对被告Zhiting S.说，如果他对材料有不理解的地方，必须告知法庭；重要的是，所有文件都要让他能够看懂。 之后法官宣读了一个药物清单，清单里包含药物介绍、作用效果及危害。其中一种药物被描述为可能导致注意力下降，使人持续沉睡。 法官还宣读了Zhiting S.所在群组中的聊天内容。“顺便说一句，你要谨慎用这些药，如果你开车发生车祸，结果会很严重。” “开车”，在群组里意指强奸被麻醉的女性。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用药不当，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庭审现场无法确认这句话的完整语境，但在本案中，检方试图证明的核心之一，正是Zhiting S.是否知道这些药物可能造成严重后果，仍向群组成员提供用药建议。 庭审随后进入更敏感的部分。法官宣读了一封写于2022年9月、发给Zhiting S.的邮件。邮件开头，发信人询问：“您好，请问如何称呼您”，随后描述了一名“刚到德国读博不久”的女性，并提到她“德语不好，非常保守，是处女”，最后，发信人感谢Zhiting S.“友好的建议和指导”。 这封邮件无法单独证明新的犯罪事实，但它让Zhiting S.与这一网络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更早的时间线。公开材料中，他被指控至少从2024年1月起在“德国老司机驾校”群组内提供药物建议；而这封2022年的邮件显示，早在两年前，已经有人把他当作可以咨询的人。邮件开头询问称呼，也说明发信人与他未必熟悉。 一个需要追问的问题是：在什么样的网络里，一个有医学背景的人会被并不熟悉的人找到，并被期待提供这样的药物“指导”？ 截至目前，本案还在质证阶段。性侵案件中，受害人的证词往往是核心证据。如果受害人拒绝作证，检方会失去重要证据来源，证明难度将会增加。本案一名关键证人，是案卷中被列为潜在受害者的Zhiting S.的未婚妻。法院新闻处告诉正面连接，她已经通知法院，将行使德国刑事诉讼法中的亲属拒绝作证权，不会出庭提供证言。在德国法律体系中，只要双方存在正式的婚约（即使还没有领证或举办婚礼），在法律层面上就被认定为“未婚配偶”。这种关系一旦确立，该证人自动依法获得完全的、无需说明额外理由的拒绝作证权。 德国立法者认为，国家不能强迫一个人的亲密伴侣在法庭上陷入两难。为了保护“婚姻与家庭的尊严”，法律选择在亲属关系面前让步，允许他们保持沉默。 也就是说，即便她在案卷中被列为潜在受害者，法庭也不能强迫她作证。 5月20日庭审结束后，旁听的人聚集在法院外继续交流。 5月18日，是本案第四次开庭。庭审过程中，Zhiting S.神态自若，中途还把头放在胳膊上趴着。他全程一言不发，由他的辩护律师进行辩论。 庭审传召了一位信息专家，他负责信息技术层面的分析，分析Zhiting S.电子设备，包括手机和电脑，还原他的数字轨迹：涉入过哪些社交媒体账号和Telegram群组、群组规模，以及他在其中发送的信息数量。根据被告的设备中发现的文件，信息专家分析了这些文件夹的结构和名称，从而得知相关文件夹里的文件会何时被下载，从何处被下载以及何时被打开等信息。 庭审结束前，法官宣布6月将再增加四个开庭日期。此前外界一度以为5月20日可能宣判，但随着审理继续，判决时间也被推后。 5月20日庭审中，一位旁听的女士素描了法庭中的Zhiting S. 从幻想到实践 根据法兰克福地区法院判决，主犯张大鹏从2020年开始进入Telegram上讨论药物性侵的群组。他先是在色情网站上接触到针对被麻醉女性的性暴力影像。起初，欲望仅停留在幻想层面。 随后，幻想在群组里得到确认。他通过某广告链接进入Telegram群。到2020年8月，他已经加入总共25个聊天群，与最多2316名成员建立联系。这些群里交换的内容包括：针对失去意识女性的性侵影像、下药教程、药物购买方式和作案经验。他们也讨论如何让受害者失去意识、无法反抗，并在醒来后无法记起发生过什么。幻想渐渐变得具有可操作性。 然后，幻想被技术化了。张大鹏不再只是观看和讨论，他开始掌握药物的购买渠道和施用方式。张大鹏在一个名为“客户服务”的Telegram群中担任版主，该群有32名成员，用于和购买麻醉药物的人交流。他自己也向其他成员出售麻醉药物。判决书写到，他用于犯罪的药物包括多种处方类镇静、催眠和麻醉药物。2020年秋天，他首次通过网络订购这些药物；另有一次，他还亲自前往某地，从卖家处取走药物。 数个月后，幻想升级成为了行动。2021年1月，张大鹏第一次把这套方案用于现实中的女性。受害者N与他早在2018年通过网络论坛认识。2019年来到德国后，张大鹏曾帮助她搬家、安顿，两人成为朋友。2021年初，张大鹏请N帮忙照看猫，并提出她可以住进自己的公寓。N同意了。 2021年1月17日，2021年1月21日，2021年1月23日，2021年3月7日左右，张大鹏对N实施了四起犯罪行为，其中包括两起强奸，以及两起下药、拍摄并准备进一步侵害但未完成的犯罪。 张大鹏并不是一开始就完全熟练。判决书显示，几次针对N的犯罪中，他会观察受害者的反应，并根据“失败”调整方式。一次没有完成的侵害，被他保存在硬盘中，子文件夹命名为“躺得太久——失败”。很快，他开始改变用药方式，并使用多种药物联合麻醉。法院特别强调，这些药物已经足以影响维持生命所必需的核心生理过程，可能导致死亡。所谓“实验”，不是技术摸索，而是在真实受害者身体上进行的犯罪实践。 通过对N的多次犯罪，张大鹏获得了第一手经验。此后，他的犯罪对象从朋友、同事，扩展到通过租房和短租信息接触到的陌生女性。到2022年，他已经熟练地把药物藏进巧克力中，并在受害者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实施犯罪。之后，他又把这些经验带回群组，在“德国老司机驾校”等Telegram群里讲述自己的做法，回答他人关于药物、饮料、施用方式和受害者反应的问题。最初在群组里被确认的幻想，经过药物实验和实践，最终变成了可以向他人传授的犯罪经验。 最终，这条犯罪链条浮现在现实中的几起租房案中。2024年，德国不同城市陆续出现针对中国女性的性侵案件。受害者大多曾在小红书、微信群等中文社交平台发布转租、短租或看房信息。嫌疑人则伪装成女性租客、代女友看房的人，或临时送东西的“男性朋友”，进入她们的住所，再对她们实施侵害。 2024年9月，德国黑森州刑事警察局以中文、英语和德语三种语言发布警情通告，提醒中国女性警惕一名疑似中国籍的连环强奸嫌疑人。通告特别提到，在接待租房、看房或买房相关人员时，不要独自一人在场，最好让他人陪同。 两个月后，警方逮捕了张大鹏。张大鹏43岁，居住在法兰克福附近，是一家跑车公司的IT主管。警方在他的电子设备中发现大量犯罪照片、视频、药物信息和聊天记录，也由此锁定了一个更大的网络。 张大鹏的社交媒体首页 “群体动力” 在“德国老司机驾校”的八人聊天群组中，张大鹏非常活跃。在许多地方都表现得像是一个处理药物的所谓“专家”。 例如，他会给出精确的药物剂量建议：2024年2月3日，“德国老司机驾校”聊天发送的一条讯息中，他在回应相关询问时写道，如果受害者的体重约为X公斤，应给予大约X片X药物。 他在同一个群组中声称，如果受害者“酒量很好”，则需要更多的X药物。 他还对具体的作案流程给出建议：应该先用吸入式麻醉药X捂住受害者，然后将研磨成粉末的安眠药物X放在舌下，便能迅速产生效果。 群内有人向张大鹏和Zhiting S.提出相关询问：“我可以问你们两位专家一个问题吗，如果把 25（药物代号）加到果汁之类的浅色饮料中，看得出来吗？” 张大鹏回答道：“就算在清水里也根本看不出来”，“不过当然最好是提前将其溶解，因为如果直接把磨碎的粉末倒进去，如果手稍微抖一下，它基本上会浮在表面或者黏在杯壁上”， “你有一支针筒吧？一支X毫升的针筒就够了”，“不管是什么，重要的是要在短时间内把它倒进去，而且尽量不要留下任何残留物” ，“因为那一点点残留物里可能含有大部分的药量”，“使用针筒的好处是速度快。我有一次，我们面对面坐着聊天，那辆车（受害者）一转头的瞬间，我就把它射进茶里了”。 2024年1月6日，他给一名熟人带去一杯事先掺入药物的饮料。出发前，他在“德国老司机驾校”群里同步进展：“已经准备好了，我现在出发。”受害者喝完后，他又更新：“喝光了。但是这妹子把我请出来了，而且还反锁了门……我得再想个借口再去一次。”他在楼下等待药效，同时通过窗户观察受害者房间，在群里不断更新情况。 群组成员问：“还会有直播吗？”后来又追问：“一旦固定好了，会有直播吗？”并直白表示想借此获得性刺激。另一个人附和说，“我也想”，他还说想听到受害者的鼾声。 法院后来把这种关系称为“群体动力”。在量刑部分，法院一方面把 Telegram 群组中的“群体动力”作为对张大鹏量刑上有利的因素之一，认为他是在这些群组交流中产生了用麻醉药物使女性失去意识并强奸的想法；在犯罪者的交流中形成的群体动力，确认并强化了他的幻想，其他人的赞同反应也进一步削弱了他的违法意识。 但另一方面，法院又不断把“拍摄”“传播”“与他人交流犯罪”作为从重情节。张大鹏不是被动地受群组影响，他在群组里分享照片、复盘“经验”、提供药物建议，甚至出售药物。 整个犯罪系统不断地吸纳新的成员，形成社群。每个人都被这个群体强化，也在反过来强化这个群体。 Tong Z.是这个网络中被警方追到的另一名成员。他在未成年时便来到德国上学。他以“白天是神夜晚是魔”的网名在Telegram各性侵群组活跃，这些群组必须通过受邀才能加入，通常无法直接进入，群名会叫“荡妇分享”和“睡眠强奸”等。2023年11月到2024年9月，他常通过Telegram和张大鹏联系，两人至少互发了2000条信息。 与张大鹏的聊天中，Tong Z.吹嘘自己至少强奸了18名女性。他还解释说，当女性在被麻醉状态下、在强奸过程中反抗时，他会觉得兴奋。反抗越强烈，他就越觉得“刺激”。 Tong Z.还与张大鹏交流麻醉药物获取、使用和犯罪实施方式。2023年12月1日，他写道，自己已经想好如何避免被发现，比如准备酒店同款的白色床单，让受害者事后不知道事情发生在哪里。他还说，自己偷拍后会把视频放一两年，再用来威胁对方。2023年12月4日，他在描述性犯罪方法时写道，“不能让她清醒过来”，“不能停下”。同一天，他还说自己在网上看到“80%的女性被强奸后不会说出来”，并描述如何用药让女性无法离开。2024年1月17日，他又对张大鹏说，自己在“玩乐”时总会拍很多照片和视频，他建议张大鹏带GoPro和手机，以防腾不出手。 警方搜查Tong Z.柏林住处时，发现药物、注射器、微型摄像头和大量数据载体，数据总量超过2TB。判决书特别提到一段他与张大鹏、Zhiting S.的Telegram聊天，2023年11月23日，他在聊天里说，他记录了自己和哪些“妹子”发生过关系，“每个妹子一个文件夹”。 犯罪网络中另一个人是蒋中懿。自2020年起，蒋中懿就活跃在这些群组中。他所在的Telegram网络规模更大，其中一个叫“和平酒店”的群组有超过4600人，遍布欧洲不同国家。 2023年12月，他通过微信订购了多片具备深度镇静与短暂失忆效果的强效处方药，并在四天之内收到了该药物。2024年1月，他在 Telegram 向张大鹏订购了一些处方麻醉剂。张大鹏把这些药物装在化妆品瓶子里，从法兰克福寄给了他。 2024年2月至12月，蒋中懿至少7次在公寓对女友下药并实施强奸，下药的剂量是处方允许剂量的5到10倍，犯案时间长达数小时。待到女友失去意识后，他在室内架设摄影设备，拍照、录视频，甚至去她鞋架上取她的高跟鞋，将鞋跟插入她的下体。 警方将他抓获时，被他下药侵害的受害者仍睡在他身旁。警方在其公寓抽屉中搜出麻醉药、注射器、口塞等物品；又在他的iPad中发现超过850份色情和性侵照片、视频。 蒋中懿在法庭上遮住自己脸 犯罪者在群里获得确认、共享经验、相互指导，再把现实中的犯罪影像带回群里，成为新的教程、炫耀和奖励。系统性正是在这个循环中形成的。这张网还延伸到了美国。翁偲哲案的线索，同样来自德国警方对张大鹏一伙的调查。洛杉矶警方根据德国方面提供的信息，注意到翁偲哲曾从德国汉堡的供应商处大量购买麻醉药物。随后，洛杉矶警方对他展开秘密调查。2025年8月28日，警方在其住处将他逮捕，并搜出药物、注射器、皮带、暗藏摄像头和大量照片视频。 还有一名被警方锁定的成员许徐开元。2024年12月13日，许徐开元死亡，针对他的诉讼程序终止。 2026年，系列案件陆续进入司法结果。三人获刑，两起仍在审理或起诉阶段。其中张大鹏在法兰克福被判14年有期徒刑，并被宣告适用预防性羁押；Tong Z.在柏林被判5年9个月；蒋中懿在慕尼黑被判11年3个月，至于服刑期满后是否还要继续预防性羁押，法院没有立即作出最终决定，而是保留到之后再审查。Zhiting S.案仍在柏林审理中；翁偲哲案则由洛杉矶检方起诉，尚未判决。 “非人化” 支持这个系统性犯罪的一个重要基石是成员间使用“极度非人化”的语言系统。在这套语言系统中，所有女性不再被视为与他们一样有平等尊严与生命的人类，而是被物化为了“车辆”，甚至是“猪”。 张大鹏、Tong Z.、蒋中懿、Zhiting S.等人所在的“德国老司机驾校”群组里，有一整套固定暗语。女性被称为“车”。被群成员认为有吸引力的女性，被称为“豪车”或“轿车”；与犯罪者没有私人关系或恋爱关系的女性，被称为“野车”；女友、妻子等有亲密关系的女性，则被称为“私家车”。实施性侵的人自称“司机”。对被麻醉女性实施性行为，被称为“开车”。昏迷的女性，被称为“死猪”；半昏迷的女性，则被称为“半死猪”。 蒋中懿案宣判时，慕尼黑第一地区法院审判长特别提到了聊天参与者使用的语言。他说，在这些聊天里，昏迷的女性被称为“死猪”，强奸被称为“开车”。法院认为，蒋中懿在陈述中表现出明显的轻描淡写倾向；而聊天记录中的语言，则呈现出一种极端的、对女性去人化的表达方式。 药物也有一套代号。聊天成员用“3”指代一种具有强效催眠和记忆阻断作用的违禁药物；用“25”或“0.25”指代剂量。“基础”是让受害者失去意识、并导致失忆的第一步用药；“力量”指另一类镇静药物；“7”指吸入性麻醉剂。把“7”涂在纸巾、纱布或布料上，再压在受害者口鼻处，在群里被称为“捂住”或“盖住”。 聊天中，他们会讨论麻醉的顺序：先使用所谓“基础”，让受害者失去意识并产生记忆缺失；再使用“力量”和“7”，继续加深镇静。 他们还用“油”或“汽油”指代麻醉药物，“加油”指使用药物，“加油站”指可以购买药物的渠道。 这套语言把犯罪分成了几个环节：找“车”、准备“油”、判断“车”的体重和酒量、决定剂量、进行“加油”，让受害者进入“死猪”或“半死猪”状态，再“开车”、拍摄、保存、分享。 蒋中懿曾在四个不同Telegram群里发消息称：“具有完善资质的欧洲司机正在寻找车辆。”在这句话里，“欧洲司机”指身处欧洲、认为自己具备经验和条件的男性；“寻找车辆”，则指寻找可以下手的女性。 同样的语言还被用于犯罪之后的复盘。张大鹏在针对N的一次犯罪后，因为受害者在麻醉状态下移动太频繁、反应太多，放弃了原本计划的强奸。他将照片和视频存在外接硬盘中，并把子文件夹命名为“躺太久了——失败”。在另一起针对 N 的犯罪中，他又将子文件夹命名为“喝太多——失败”。 张大鹏后来在群中分享针对另一名受害者的犯罪经历时，也使用类似的说法。他将掺入药物的零食照片发到“客户服务”群里，称自己把药包进零食给“一辆车”吃下，然后“顺利地骑了一匹外国大马”。他在给其他成员发的信息中描述了自己施暴的细节，言语中透露了对受害人的蔑视：“但是如果她被药迷倒了，就只能把她的腿抬高，因为你还得给她绑上一根带子。”“如果不把这女的手脚绑在一起，她就会一直动来动去，非常碍事。” 死亡风险 慕尼黑第一地方法院将“死亡风险”作为评价蒋中懿案的关键。蒋中懿被起诉的罪名中，最重的是七项谋杀未遂；张大鹏案中，最重的指控也包括四项谋杀未遂。Tong Z.案里，也有一起行为被法院认定同时构成严重强奸和危险身体伤害。换言之，这一系列案件并不只是“下药迷奸”。药物不仅是控制工具，更会直接威胁到受害者的生命安全。 从2024年2月8日至12月6日之间，蒋中懿至少七次在女友不知情的情况下给她使用镇静药物。起诉书反复写到，这些药物影响中枢和维持生命的生理过程，足以导致死亡。镇静状态下，受害者的咳嗽、呕吐、吞咽等保护性反射被削弱，一旦呕吐物或胃内容物进入肺部，就可能导致窒息或功能性肺衰竭。 在其中一次犯罪中，药效减弱后，受害者开始反抗。她收紧双腿，用手推蒋中懿的上半身。蒋中懿没有停下，而是拿起事先放在床边的注射器和纱布，再次对她使用麻醉剂。他把浸有麻醉剂的纱布放在她鼻子上，并用口罩固定，随后继续侵害。起诉书写到，过程中受害者仍不断出现防御性动作和反应。 另一次犯罪中，蒋中懿通过摇晃、呼唤、打脸、把手指伸进受害者口中等方式，确认她已经完全镇静、无法反抗。受害者没有反应后，他用透明胶带把她的眼睑向上贴住，让她眼睛保持睁开。凌晨5点43分，她仍明显处于镇静状态，趴在床上，脸下方放着白色纱布。 起诉书中几乎在每一次犯罪事实之后，都重复出现一句相似的话：蒋中懿知道，在不受控使用麻醉药物后，他已经造成足以让受害者死亡的条件；受害者没有死亡，只是偶然。 法院认定，蒋中懿使用的麻醉药物，即使单独使用，也应由医生操作；而他同时使用三种药物的组合，连专业麻醉师都不会采用，因为对人体过于危险。法院认为，蒋中懿已经清楚这些药物的风险，却仍继续实施。 最终，法院最终认定其中两起构成谋杀未遂。视频证据显示，受害者两次出现呼吸受阻、生命危险，而蒋中懿不仅没有采取救助措施，反而继续施暴。法院说，受害者最终活下来，纯属偶然。 宣判时，审判长科彭莱特纳（Markus Koppenleitner）说，蒋中懿的行为是“高度犯罪性的、高度专业化的”，也是“蔑视人类和女性的、怪物般的”。被告人将其犯罪行为拍摄成视频，并整齐地储存在硬盘中。即便是经验丰富的刑警，在看到蒋中懿保存的视频后，也对视频中展现出的对女性的蔑视感到震惊。 庭审上的蒋中懿 死亡风险不是个别案件，而是药物性侵本身的共同风险。张大鹏案中，法院同样多次强调“迷奸”并不只是让受害者失去意识，而是让她们进入可能死亡的状态。2021年1月，张大鹏多次在受害者N的饮料中加入安眠药。法院写到，N因药物进入深度无意识状态后，维持生命的核心生理过程已经受到影响，足以导致死亡。犯罪过程中，她至少一度出现呼吸道部分阻塞，甚至短暂完全阻塞；呼吸道完全阻塞时，她完全不能呼吸。 由于N在被镇静前没有经过医疗麻醉所要求的禁食，一旦胃内容物反流或呕吐物进入肺部，就可能导致呼吸道阻塞和功能性肺衰竭，进而直接窒息死亡。法院认定，张大鹏清楚这一点，但为了实施性侵，放任了受害者死亡的可能性。 这种判断在2022年7月18日张大鹏针对一位单亲母亲的案件中达到最重。张大鹏将安眠药注入食物，再作为礼物送给她。受害者进食后，在自己的卧室失去意识。之后，张大鹏又追加使用吸入性麻醉剂和另一种镇静药物。法院认为，三种药物叠加后，受害者的生命和健康风险进一步升级。张大鹏知道这种风险，却仍继续实施性侵。 法院认定这起案件构成谋杀未遂。判决书写到，张大鹏中断犯罪后曾靠在卧室门口听里面是否有动静；没有听到声音后，他知道受害者仍处于麻醉状态。随后，他去睡觉，第二天离开公寓，没有查看受害者是否出现呼吸麻痹、呕吐物吸入等并发症。法院认为，他关心的只是自己是否会被发现；至于受害者的命运，甚至她是否会死亡，他已经不再作任何思考。 我会是受害者吗？ 迷奸案件中，寻找受害者是一件困难的事。真正让她们确认自己是受害者的，往往不是自己的记忆，而是警方后来在被告人的硬盘、手机和聊天记录中发现的照片和视频。 受害者N从2021年1月遭受张大鹏的侵害。2024年11月，张大鹏被捕后，警方在他的外接硬盘中发现了针对N的照片和视频。起初，警方无法确认她是谁。直到2025年10月24日，张大鹏在庭审陈述中说出她的名字，警方才找到她，并传唤她出庭。 从被侵害，到N确认自己是受害者，中间隔了约四年半。 一位熟悉张大鹏的女士刘淑（化名）告诉正面连接，去年11月，N通过小红书联系到她。两人原本只是因为都认识张大鹏而开始交流。聊到后来，刘淑得知N曾在2021年与张大鹏有过一段同住经历，开始怀疑她也可能是受害者，便劝她尽快联系德国警方。 当时，N仍在国内。对“自己可能是受害者”这件事，她一开始很难相信。在刘淑的帮助下，她与德国警方取得联系，通过线上方式核对相关信息。最终，她确认自己是张大鹏案中的受害者之一。刘淑回忆，N得知真相后非常震惊，也很愤怒。她一直把张大鹏当作朋友，也很信任他，从未想过自己会在那段关系里遭到侵害。 事后回忆起来，N告诉刘淑，唯一能记起的异样是，当时住在张大鹏家她总是做带有性意味的梦。但在当时，她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样的梦是某种现实的映射。 但是否赴德国出庭作证，N一度十分犹豫。她已经在国内组建家庭，不希望家人知道这件事。最终，她决定瞒着家人独自前往德国。N很快拿到签证，德国方面为她订好了机票和酒店，并安排两名警察接机。 在法庭上，张大鹏始终没有看旁听席一眼。刘淑记得，他一直低头看着桌面，或转头看向自己的辩护律师。 2022年7月18日，张大鹏以Airbnb租客的身份住进一位单亲母亲家中。张大鹏实施性侵时，这位女性的11个月大的女儿，就睡在母亲旁边的床垫上。 由于药物造成记忆缺失，受害者起初对这次犯罪毫无察觉。直到张大鹏被捕后，警方分析他硬盘中的犯罪视频，她才知道自己遭遇了什么。得知真相后，她仍要工作、照顾女儿，却长期被羞耻、失眠和恐惧困住。她不愿告诉朋友和家人，也不想寻求专业帮助。她还不断责备自己没有保护好女儿，担心女儿是否也曾被下药，甚至害怕青年福利局会因此把女儿带走。判决书写到，一年多以来，她无法打开自己的信件，只把它们原封不动地堆放着；她担心账单和催款，又不敢把攒下的钱花在度假上。她确信，自己的生活再也不会回到犯罪发生之前。 德国媒体Bild 图片报报道《房东被诱骗并遭强奸》，法庭上的张大鹏用红色T恤盖住脸 2024年1月6日，张大鹏又将同事Y变成目标。Y和他原本是朋友，也曾与张大鹏的妻子和其他同事一起出国旅行；几个月前，两人还互换过备用钥匙，方便出国时帮对方浇花、照看猫。 直到张大鹏被捕后、警方在2024年12月发现相关照片和视频，Y才知道自己遭到侵害。得知真相之前，她甚至还在陪同张大鹏的妻子一起去见辩护律师；还应律师要求，帮张大鹏向雇主申请休假。她一直把张大鹏视为朋友而非加害者。 得知自己受害后，Y出现严重睡眠障碍，即使用药也无法缓解。她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害怕夜间有人闯入自己的住处。 张大鹏曾与他人交流：“最完美的情况是，她在迷醉中途醒来，这样就变成了强奸，而第二天她什么都不记得。这样你一次就能获得多种体验。” 受害者往往并不知道自己遭受侵害，留下的只有断裂的身体感受。德国联邦刑事警察局BKA在网站上提醒女性留意可能被下药的迹象：异常长时间睡眠、醒来后无法解释的疲惫、淤青，或在不是自己入睡的地方醒来。 Tong Z.案中，受害者大多来自他的社交圈。2024年，他通过网络认识了一名有轻度身心障碍的年轻女性。两人在他的公寓里吃晚餐时，他趁对方没有察觉，向她的酒中加入多片处方类安眠药。药物和酒精共同作用后，她逐渐陷入麻醉状态，躺在床垫上，只能极微弱地感知之后发生的事情。Tong Z.随后把她像“关节人偶”一样摆布，实施性侵并拍摄。 这类药物性侵剥夺的不只是身体反抗能力，也剥夺了受害者理解现实的能力。处方类镇静催眠药和酒精并用，会强烈压制中枢神经系统，使人陷入昏睡、意识混乱和记忆缺失。受害者可能记得服药前发生的事，却对服药后的经历、听到的话、看到的场景和身体遭遇完全“断片”。她们知道自己不对劲，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对许多受害者来说，性侵并没有随着身体醒来而结束。数字性暴力让受害者无法真正离开那个痛苦的案发现场。只要影像存在，她们就会不断担心：它是否被别人看过，是否还会被上传，是否某一天会突然出现在互联网上。 “厌女”动机作为量刑加重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在Tong Z.案的判决书里，柏林地方法院不只写下了他做过什么，也写下了这些行为背后的思想。法院在量刑时使用了一个明确的表述：这些行为建立在“蔑视女性的厌女思想”之上。 法院认为，Tong Z.的犯罪不是几次孤立的偷拍或性侵，而是一个持续多年的系列行为。他秘密拍摄女性洗澡、换衣、睡觉和发生性行为，为不同女性建立文件夹，把影像储存在硬盘里，也在 Telegram 聊天中与他人讨论、炫耀。判决书特别提到，这些聊天内容显示，Tong Z.“普遍将女性视为纯粹满足性欲的对象”。麻醉女性，是为了增加他的性快感，也为了让他能够拍下受害者丧失反抗能力时的影像。 这个判断影响了Tong Z.案中一些看似较轻罪名的处理。德国刑法中有一条原则：对于较轻罪行，法院通常应尽量避免判处六个月以下的短期监禁；如果可以用罚金处理，就不应轻易判监禁。只有当罪行的特殊情节，或被告人的人格状态，使得监禁对于教育被告、维护法律秩序“不可或缺”时，法院才会判处短期自由刑。 但在Tong Z.案中，法院仍然对多项偷拍行为判处了短期自由刑。理由是，这些偷拍视频并不是普通的隐私侵犯。它们被嵌入一个持续多年的性暴力系列中，也和 Telegram 群组里的厌女语言、药物性侵幻想、影像炫耀连接在一起。法院认为，Tong Z.长期实施这类行为，体现出对女性的蔑视，仅以罚金处理不足以回应行为的不法性，也不足以对他产生教育和警示作用。 这一点，让这些案件与德国近年的刑法修正发生了连接。 2023年6月，德国通过刑法修正案，修法将“基于性别的”以及“针对性取向的”犯罪动机，明确写入《德国刑法典》第46条第2款第2句的“不人道动机”量刑考虑清单中，使其成为法院在量刑时应当特别考虑的法定因素。 这意味着，如果加害者出于对女性的仇恨、轻蔑、支配欲，实施谋杀、伤害、恐吓、性暴力或网络暴力，法官在量刑时应当把这种动机纳入考量，并可以作为从重处罚的理由。 在司法实践里，问题一直存在。尤其是在伴侣暴力、杀害女性、分手报复等案件中，一些法院仍倾向于把男性的占有欲、控制欲或报复解释为“激情”“情感崩溃”或关系破裂后的失控，有时甚至因此减轻处罚。修法之前，德国法律并非完全无法处理这类动机。法官也可以把针对被害人性别或性取向的犯罪动机，归入“蔑视人类的犯罪动机”之中。 德国女律师协会曾对此发表声明，认为此次修法的重要意义，正是纠正这种司法盲区。它要求法官看见犯罪背后的性别权力结构：加害者是否把女性视为自己的所有物，是否因为女性不服从、不回应、不属于他，而实施暴力。换句话说，法律不再只看见一个具体的伤害结果，也要看见伤害背后的男权支配欲和对女性的不平等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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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Wenxuecity • May 25, 2026

门内的王阿姨和她的孤独堡垒

王琦沉迷购物，家中快递堆积如山，异味弥漫而出，左邻右舍怨声载道。 过去一年，我们每次与她见面，她都只把门半开，我们在门外，她在门内，满屋的快递似乎能给她安全感。王琦反复说：“这样与你说话，我很不好意思。坐也没地方坐。” 她退休、独居郊区，和亲人来往不多。她所观看的网络平台，陪伴她，鼓励她，“买它、买它、买它”……她还没反应过来，就买了一屋子，别人看她眼神有异。在王琦的理解里，自己像是被整个世界抛弃了，而屋内的网购所得是不会主动离开她的，能守护她，能安慰她。爆买之后，她另租了一间房来堆放快递，最近还动了抵押房产借高利贷的心思，她想买下去。 当一个老人逐渐失去社会连接，又未能真正融入附近的支持体系，他该如何安放自己的晚年？当物质成为他最可靠又最可控的朋友，我们又该如何理解那种“明知在囤积、却停不下来”的无助？ 社会日益原子化，往后这样的例子不会鲜见。关于人们在“未备之时”老去，这是相关报道的第一篇。 海报设计：白浪 “隐蔽老年” 王琦六十几岁，她对我叹道，自己好像是被一个“小人”缠上了。 她诸事不顺，在刷到的短视频里听见“亲君子，远小人”之类的话，感觉很有道理。说这话时，王琦正陷入与邻居、物业的纠葛。 王琦认为，买东西是她的自由。但她买得多，一百平方米左右的房子都堆不下，来不及整理的物品“溢出”家门。 我走访发现，附近几个快递驿站都知道她，“那个买得很多的阿姨”。据这栋楼的楼组长刘秀说，有一段时间，电梯停在王琦家那一层，门一打开，门口堆叠的快递盒比一人还高。物业经理去清理的时候带了一个梯子。 邻居们还认为王琦的家招来很多虫子。小区居民曾在去年上半年到王琦家搞过一次志愿者活动，居民们为王琦整理，打扫出一些腐坏的、散发臭味的生鲜。但那次清理过后近一年，王琦仍然保持原有的购物习惯，与邻居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王琦家隔壁与楼下的几户人家都发现墙面渗水。即便王琦家里已陆续断水断电，她也不允许物业的人进门检修、寻找原因。王琦对我说，她认为这些检修工可能偷她的东西。 为了不让自己不喜欢的人进门，她宁可凌晨提一个水瓶下楼，找公用的水龙头去接水。 她下楼打水的时候，显得很有力气。但是当邻居劝她清理一下自己家，她有时说自己怕暑热，身体不舒服，有时就不吭声——邻居卜祥曦恼怒起来，形容这人“无赖”，喜欢骗人。 第一次见面是夏天，王琦也对我说自己怕暑热。因为热，她处理不了很多事，包括出门看病。因为热，她也不愿去线下的超市里买东西，需要网购。 解释过这件事，她突然陷入一段关于童年的回忆。她曾住在一个拥挤的弄堂里，邻里之间，大人小孩都很熟悉，其中有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奶奶，在最热的天气里，拿一个调羹涂上油，给幼小的她刮背。不刮她就头晕晕的，刮了神清气爽。 后来，她长大了，“人家说，‘为母则刚’，（为了孩子）什么也顾不着”，病自然而然缓解。等女儿长大、独立，她年纪大了，暑热和昏沉又回来了。 王琦在十年前脱离了一个据她描述并不幸福的家庭，她有一个孩子，定居国外，偶尔联系。王琦有好些年不服老，想出国与女儿团聚，直到她发现一些在海外养老的朋友晚年境况不好，也就偃旗息鼓了。 她自称遭遇了一次失败的种牙手术。 2024年初，她第一次从郊区坐地铁去市区的一间牙科诊所，路上要花一两个小时。她下了地铁，一路问过去才找到小姐妹推荐的牙医门面，去做种植牙。手术以后，与原生牙相比，种植牙偏大，根部却小。不仅如此，她的下半张脸肿胀，牙龈直流血，而且牙的朝向不对头，变成一口龅牙，吃东西牙齿松动。她去牙科医院说种牙失败，要做医疗事故鉴定，医院的人却说，只能重新给她装假牙，或者由她自己去卫生局鉴定。 王琦自述，她没有去卫生局做鉴定，也没装假牙，就回家了。 “你没坚持吗？”我诧异地问，她突然带着极大的恐慌说：“那样他们就不管我了。” 她的想法是，要是和医院搞僵、谈崩，他们不给她做假牙，她要重找地方做。这实在是，太难了。 王琦一再描述自己反应不过来别人敷衍她、诓骗她，事后追悔莫及。那天，医院的人说时间晚了，过一段时间再约时间做假牙，并给她打了一辆车。她想，总不会是假的，就坐车回家了。后来她感到昏昏沉沉，家里东西又一直整理不完，没有心力再去约时间谈改做假牙的细节。医院也没再联系她。 她的牙缝逐渐藏进芝麻粒、红枣皮，怎么刷牙也刷不干净。八颗种植牙在她的口腔里“水土不服”，逐渐落了至少四颗。现在，她的嘴里本该长着门牙的地方空缺着，裸露出种牙使用的基台，也就是螺丝钉状的黑色异物。 因为没有门牙，王琦日常只能吃一些八宝粥之类的罐装食品。但她仍然消化不良，不仅吃东西痛苦，而且时不时拉肚子，夏天变得没力气，总想躺下。 王琦觉得种牙害自己脸变形，成了“丑八怪”。有些要做人脸识别的场景，人工智能认不出她，她心里感伤：模样变了。 她原先喜欢出门跳广场舞，因此就不再去了。 王琦一再拖延出门，也不去看包括牙病在内的各种疾病。她给出的理由是，医保卡找不着、种牙的相关单据找不着，不知道掉在网购快递中的哪一些缝隙里。我试图告诉她，医保卡很好补办，我们也可以帮助她，但她不为所动。 下单11个“抱月瓶”，都是假的 我曾以为，王琦的状态很像一种“倦怠”（burn out），它被一些人认为是世界级流行病，表现为身心俱疲、做事失去效率，拖延不做一些琐事。比如王琦需要重新去补牙、去退掉或者扔掉一些不需要的货物，但她感到累，拖延不去。“倦怠”的特征还包含犬儒主义——“犬儒”一词的意思大致是，认为世人皆自私自利，并倾向于感到失望。 她有时表现得轻信，有时又突然警惕起来，她不止一次对我说：“不给一点好处谁给你干活？” 家门外的世界正脱离她的理解范围，除了掉牙，她还在购物上遇到不同的挫折。我第一次采访王琦，是她联系媒体，希望为她找商家退货。 那是2024年的夏天，王琦看带货的直播间，有一些老板作出痛惜、不得已的模样，拿出宣称回流自海外的“好东西”，比如，可以放在手掌上赏玩的鹅黄色“抱月瓶”，王琦十分喜欢：“是赝品我也喜欢，精致。” 王琦下手抢了十几个，还有一些其他古董式样的家什，加起来足有三十箱。回忆起这些经过，她有时候很恍惚，觉得自己不会一下点击这么多下，“阿是平台坏，给我添上去”——等到两三天以后快递员把货送来，一点也不像是手机屏幕上小巧玲珑的“抱月瓶”，“一看就是假的”，足有半米高，品相又“这么粗（糙）”。 缸状的“抱月瓶” 澎湃新闻记者葛明宁 摄 王琦想退，给直播间的客服发信息。客服却说，有三件货品，她拍的照片顺序不对。当时客厅里已经堆满她网购的东西，有几箱确实不知道给塞在哪里了。不巧又是七月的天，暑热难耐。王琦回忆，自己找不到。她记得客服安慰她：“慢慢找，不着急。我们都在。” “这话你听着舒服吧？”王琦对这话印象深刻，“他安慰我，其实是骗我。他们已经准备跑了。”而当时，她被这些话抚慰到，就躺下休息。等她再想起买了假古董的事，已经是一年以后。 2025年，一度有人帮她联系到直播带货平台。平台派了工作人员上门和她商量。王琦说自己看见对方就说话不客气了：“你们都死完了吗？”对方脸色变了变，说声“对不起”。 王琦下单买了十一个“抱月瓶”，只找出来七个。平台工作人员提出可以给她退七个的钱，不要货，直接把退款打给她。后来王琦不知道怎么查收退款，“没看到短信”，也不清楚怎么再联系这个人。 她感到自己吃了瘪。 再后来就是手机找不到，失去了很多聊天记录。她倾诉过这些事以后，抱歉地说“讲也白讲”。连同她牙的问题，王琦继而自责：“是我不好，被他们（口腔医院、直播平台）忽悠……我有点戆。” 循着“我有点戆”这样令人难堪的话头，她的思维重新跌入过往，回忆起经历过的好几场家庭内部的钱款纠纷。当时有几笔钱要分，她心里觉得别人多吃多占，想多争取，但吵不过别人。 说起这些，她气了一会，又歉疚起来：“也不好怪他。” 她本人和她身边的人都以为她判断力不佳，而且会无意流露出来。最近，王琦想要退掉一件货，就收到破损物品谁来负责的问题与快递公司扯不清，去派出所报案。她的一个年轻朋友陪着她去，民警对这个朋友讲，阿姨被人骗过几次，看见一张新面孔，还以为又有什么人在她身边，觊觎她的钱。 早年王琦手里钱少，市区的房子又小，她不怎么爱买东西，买了也没处放。搬迁到郊区，距离她熟悉的市区街道非常远，她感到心里荒芜。但是半生过去，不好的婚姻终于结束，对女儿的养育义务已尽到，女儿出国留学去了。她一下独自搬进了一百平米的房，她觉得新鲜，该享受享受。 王琦这么说，令我想起近些年的一种思潮，强调物质生活的独立是一切独立自由的基础，有钱就不必隐忍妥协。年轻人一个个地求“一夜暴富”、“财富自由”。 你我也许都曾怀有这一愿望，憧憬“想怎么过就怎么过”、“想买什么就买什么”，那应当理解王琦一时觉得自己正住在一座“垃圾山”里，一时又认为，这些都是她的财产。 王琦会解释自己为什么会买这么多：“我是因为（需）要，才买回来。” 她买的一些衣服，有些保管不善，已经脏了，有些是干净的，她想要把它们分为两堆。一些吃的东西，没有开封过，她没想清要不要吃，不能扔。 但她有时也想把东西送人，转而问仅几面之缘的我：“你要不要？” 亲疏有别 王琦让我想起一种典型的长辈——对外人比对家人好，对生人比对熟人客气。我小时候，家里有老人一边轻易地把一些东西送给邻居，一边怀疑家人贪她的钱。她甚至还要把这想法再搬给邻居听。于是两代人争吵不休。 2025年7月，王琦这时还深陷与邻居和物业公司的纠葛。她让我去她在她家附近另租的一个单元间找她。两个月前，由当地居委会组织，区城管局人员、物业人员和同栋楼的居民都参与，把她几年的存货搬去了那里；这间灰扑扑“工业风”的房里摆满方方正正、用胶带缠好的纸板箱。 王琦非常瘦弱，她穿着一件黑色压暗花的罩衫与配套连衣裙，式样别致。我夸她衣服好。王琦解释，为了那趟“搬家”，她所有衣服都被装进箱子里，最近，她找不到自己想穿的衣服，忙着“补货”。 太阳大，身上这件是她的“防晒衣”。她又说：“我老太婆穿这衣服阿会好看？给你穿。”说着要把罩衫送我。我当然没要。 对于平日里见不到的人——关系淡漠、身体也不太好的兄长，在外国的女儿和一些不常来看她的朋友，她惦记着他们。她看见网上卖衣服，男式衣服买给哥哥，女式衣服买给女儿；便宜的鞋，各种尺码都买一双，留着送给不同的朋友。 今年春节假期过后，她在电话里对我说，刷到卖预制菜的，她想着春节也许有朋友来她家吃饭，买了一些。但朋友没有来。这些预制菜都坏了。 她对自己的邻居就没那么慷慨、宽和。 居委会的人对我提及，几次尝试劝导王阿姨参加附近党群服务中心办的邻里活动，或者接受免费的法律援助、心理疏导，没有说动。 有邻居表示家里小孩“蟑螂过敏”，物业把这话转达给王琦。她对我委屈道：“过敏么，不住在这里就好了呀。年轻人抵抗力强。”王琦和几位邻居都说，除了囤积问题，平时见到对方没有什么话说。 第二次见面，我去王琦家里。刚清理了不到半年，她又买了许多东西，一箱酒歪斜地架在一堆货物的顶上。我提醒她，这有点危险。她先是带着惊悸告诉我，最近刚找东西不见，在货物里翻来翻去，导致一次“塌方”。好几个箱子一起倒下来，很厚的纸盒散开。其中有一箱酒，打翻了两瓶，她丢掉了。我只好安慰她说，人没事就好。 她想同我倾诉自己与邻居不对付，但也不想我走进家门：“这样与你说话，我很不好意思。坐也没地方坐。” “我天天这么被人看。是不好看。不像样。”王琦自觉不体面。 和她聊过几次之后，我感到她像一个阴晴不定的小孩，方才好端端的，突然就委屈了，一会儿在痛哭，一会儿又好了，一会儿在控诉什么，一会儿又在遮掩什么。 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著作《污名：受损身份管理札记》中，一个残疾的女孩自述，有时感激其他人特别的关怀，有时又恨别人干涉，有时看见别人灵巧的模样，回忆起自己残疾以前能滑旱冰，心里不好受。 戈夫曼写道，处于这种境况的人，心里有极大的不安全感，有的畏缩、逃避交往，有的“不友好地虚张声势”，有的徘徊在两种应对模式之间。 “你连自己丢了什么都说不清” 卜祥曦认为，王琦家里流出脏水，东西又乱，一旦漏电，会发生火灾。 物业经理则在电话里表示，物业到王琦家去消杀，“该做的都做了”。他随即没好气地挂了电话。受访的邻居都觉得物业尽力了。 王琦则抱怨物业的人拎着一桶消毒水到她家门口，喷几喷，“拍张照片就走了”，等于摆拍。但她更不愿意家门被人踏入。 王琦与她的周遭关系恶化，正是邻居去她家搞志愿活动、帮她清理房屋内部的那一回。2025年5月，刘秀回忆，关于气味、飞虫、王琦家门口杂物堆积导致的各种问题，居委会与居民代表一起开过会，换了不同人与王琦沟通，在“劝说她少买，或者自行清理”等方面并不成功，只在一件事上达成了一致——王琦同意由几方入户代为整理。 “这么多东西。……我们车库地上都堆满了，你知道吗？”刘秀记得，这场清理耗时两星期，其间上了年纪的卜祥曦因为动静太大，受到惊吓而进了急诊。“我们是有分工合作的：有的人在地下室，有的人在楼道里，有的人在她家里面，有的人在家门口。大家排了一个流水线来帮她收拾东西，有二十多个人。” 刘秀记得，他们开会议定过一些给货物分门别类的方法，把东西根据种类重新装进纸箱，还写了标签。刘秀的直观感受是，“买了几万件”。 在电话里，刘秀听起来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她先夸王琦外表“很漂亮、干净”。她对我说，也许阿姨不参与集体活动的原因是“太爱漂亮了”。她的论据是，在从王阿姨家清理出的货品中看见了好多面膜。 王琦用了很多时间向我描述上门的人“偷”她的东西。从指出别人的某种“虚伪”开始，她说，“讲得好听，说你是一个老人……‘我们帮你搬下去、整理好’”，但是人来了以后，把一些她不想拿走的东西，比如衣服，一大口袋地也提下楼。 有入户的人员也许本意想调侃一句：“你这是劳力士？要二十万元一个？”事后，王琦认为是对方想偷卖，提前询价。 王琦说，自己买的一些平板电脑、手表，在收拾中不见了。后来她自己下楼，在车库里一个标注着“贵重物品”的口袋里翻，“没找到那个平板电脑”。 “他（指志愿者）说：‘阿姨，两三百个包裹，都不拆啊？’我说了这些小包裹不要拿走，但他们还要拆，还要翻。这些东西，我不是不拆，是还没找到用的地方。我说，这些东西不要拿走。” 听到这儿，我问，“你为什么不阻拦呢？” 王琦说自己“没反应过来”。 刘秀表示，当天居委会书记也在，她自己也在，志愿者先向王琦征得同意，也进行了拍摄。拍摄就是怕后面说不清楚。 王琦则对此很愤怒。她告诉我，为这件事，她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她觉得这些进了她家门的人态度不好，也没有拿物品逐样征得她的同意，“就像强盗一样”。她这样描述的时候，我联想到她说自己种牙失败的口吻——“我的好牙都被拔光”，一样的无力感。 刘秀不确定拍摄是否进行了两个星期、包含了所有角度。她说，现场各种城管局、居委会、物业的人及普通居民，众目睽睽，再去偷拿，不是很愚蠢吗？ 据王琦的朋友转述，居委会的人避开王琦，对她解释，王琦平时怀疑自己放在门口的快递被偷走，居委的人帮王琦翻手机，又找不到购买记录。 王琦在网上找了一个律师，陪她报案，告物业偷她东西。除了一个平板电脑，她还有其他东西疑似不见，但难以提供自己曾持有这些物品的证据。律师上门调查一圈，说了一句刺痛她的话：“你连自己丢了什么也说不清。” 王琦有一阵很喜欢居委会的年轻人小李。她对我复述小李富有同理心的话。小李曾说：“我家里也有蟑螂。”但有一回，物业上门，似乎是检查消防问题，小李也在，附和了几句，大约是“阿姨要为屋里的情况负责任，阿姨记得整理”。她顿时感到，这些人全都是一伙的，她现在说什么也不要这些邻居再进她家门了。 她翻找自己记得买过的东西，但找不着，又陷入内疚。 澎湃新闻记者葛明宁 摄 物质安慰着她 人世复杂。我试图代入王琦的处境——邻居投诉她，所有人希望她整理、让物业的人进她的家门；那次志愿清理，在她的回忆里是“入室抢劫”，没人相信她。 相较之下，购物是多么美好！网购的物品不打量，也不批评购买它的人。东西可以老老实实地在那里，给人安全感。一个人牙不好，可以买软的、烂的食物，可以买打碎食品的工具。就算一时忘记了，这些包装食品的保质期能让它们挨到人重新想起来。 王琦对我提过她几十年前看病的遭遇。当年，也是亲人都不在身边，她壮着胆，一个人去。不同医院的医生说法不一样，让她有一种受骗的感觉，维持排队秩序的护士态度也不好。现在，她感到自己“胆囊不好”——运动之后感到一阵“胆囊疼”，可能只是肌肉拉伤，但她会快速下单买一瓶“护胆”的药。网上琳琅满目的“护肝”“壮骨”“强肾”产品，能给足她药到病除的幻觉。是没必要再出门了。 最近给她打电话，我恰巧注意到她的另一手机响起铃声，她随后接了起来。王琦为了获得一个多功能激光治疗仪，需要付一块钱，在线上听广告。 在电话里，一个销售带着责备和有压迫感的口吻对她说：“你怎么听了两分钟就没听了呀？人家上午听完了，我们要发货了。” “我家里有很多东西要清理出去。要不我现在就打开听吧。” “那我把链接给您发过来。” “好的。” 这些销售收她一块钱，给她放一些商业广告，似乎给了她身体更好的希望，让她心情畅快。 居委会工作人员与王琦的关系无法进步，甚至随着几句无心的话退步了一点。社区也没有强行干预王琦行为的依据，只能劝说王琦的家人来关怀她，为她规划生活。 卜祥曦转述居委会答复的话：“我们没有‘抓手’。” 王琦偶尔也觉得该振作一下。她说自己的一个从前的老朋友，原先早就去海外奋斗，也住进了很体面的社区。他们一直微信往来。后来，这位朋友摔成骨折，开始每天给她发一些“很负面的话”。王琦心里觉得烦，但天天发微信安慰他。 后来，屏幕对面就不响了。再后来，是一段“家父已逝”的文字。她先是心想，朋友的父亲是不是要一百多岁？这是在搞恶作剧吗？她反应了一会儿才明白，这位朋友已经离她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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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Wenxuecity • May 25, 2026

那些突然休学的孩子，到底怎么了？

记者 张铃 近两年，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姜涛有一个明显的感受：来精神科的孩子越来越多了。 他们中不少人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问题学生，相反，很多来自重点中学、重点班，成绩并不差。但某一天开始，他们突然无法再走进教室。 有的孩子作息紊乱，昼夜颠倒，白天睡、晚上清醒；有的反复出现头痛、头晕、发烧等不适；还有人长期拖延、萎靡，明明具备完成学业的能力，却逐渐失去了起床、学习和社交的动力。 在综合医院的多个科室间，这些症状常常被分别归入不同的疾病：心脏、消化系统、呼吸系统，甚至颈椎、免疫系统。但在精神科医生的视角中，它们可能指向同一个来源——长期的压力、焦虑与无法被识别的情绪困境。 来北京安定医院的，多是在各地辗转多次仍未解决问题的疑难患者。从20世纪90年代起，姜涛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见过数以万计的复杂病例。他逐渐意识到，很多精神疾病的困境并不只存在于诊室内，而是反复以类似的方式出现：在孩子的休学、在成人的崩溃、在被误读的躯体症状中。 基于这些长期观察，姜涛开始尝试系统整理自己的临床经验，并最终形成了《安定此心：我当精神科医生的12000天》。这本书出版后，读者的反馈大大超出了他的预期。 休学的孩子 经济观察报：在你的门诊，休学的孩子多吗？ 姜涛：很多，我都看不过来。我们医院的儿童精神科特别忙。 现在，休学问题挺可怕的。有个海淀区重点班的高一孩子跟我说，他们班30多个人，像他这样不上学的有两三个，还有十几个在硬扛，随时可能崩溃。 经济观察报：孩子休学主要因为什么？ 姜涛：主要是人际关系和亲子关系。很多重点学校、重点班的孩子，人际压力特别大，不知道怎么跟人相处。很多孩子抑郁、焦虑，还有的有强迫症、学校恐惧症。 经济观察报：会不会有家长觉得孩子上不了学只是不想吃苦？ 姜涛：确实有一部分家长一开始会认为孩子“作”，不过现在越来越多家长意识到问题的本质，因为身边上不了学的孩子太多了。 经济观察报：出问题的主要是哪个年龄段的孩子？ 姜涛：多数是12岁— 18岁、正处于青春期的孩子。他们都如花似玉、青春年少，但因为某些方面适应不了，就抑郁、焦虑、上不了学，非常可惜。 经济观察报：休学的大学生多吗？ 姜涛：也挺多。很多大学生五六年、六七年都毕不了业。很多人天天在宿舍躺着，不出门，不学习，也不上课，一点动力都没有。 经济观察报：这些休学的孩子和所谓的“差生”有什么不一样？“没动力”和“懒”的区别是什么？ 姜涛：“差生”可能能力不够，但能控制自己，能坚持学习，只是学不好才逐渐放弃。休学的孩子往往有学好的能力，但抑郁和焦虑导致他们缺乏自控力，任其拖延、萎靡，欠的学业越多，始动性越差，最后只好彻底躺平。 正常人会有一种被羞耻感、荣誉感、竞争所催生的自控力，再累再苦也要学，起码别被落下，但抑郁症病人缺乏这样的动机。 有的人天生就懒，那是性格使然，不是病。抑郁症患者的提不起劲是有变化的，原来特勤快，突然什么都不想干了，爱卫生的人地都懒得扫了，爱漂亮的女孩妆都懒得化了，这就可能是抑郁的问题。 经济观察报：相比成人，你给孩子开药会更谨慎吗？ 姜涛：现在很多家长主动要求开药，只求让孩子先恢复上学，他们等不起。他们担心孩子总是白天睡觉、晚上玩手机，把身体搞垮了，有的孩子才十五六岁，就长到两三百斤。 但说实话，我不建议这么早用药，药毕竟有副作用，而且小儿用药也不会立竿见影，不是说吃了药马上就能上学。 经济观察报：你在书里提到，抗抑郁药不是变笨药，但很多患者和家属确实会因为担心影响大脑而拒绝用药，这种担忧的来源是什么？ 姜涛：很多老百姓把精神科用药和安定类用药混为一谈，都认为会成瘾、损脑子，其实不是。有些镇静催眠药，长期吃可能对认知有影响。但抗抑郁药、抗精神病药、心境稳定剂，其实就跟降压药、降脂药一样，也是作用在皮层，改善人的情绪和精神症状，并不成瘾。当然，长期用药要规避副作用，这跟其他药一样。 经济观察报：除了用药，公众对精神健康的评估与诊断也有很多疑惑。 姜涛：也有很多误读。包括医生的倾向性也不一样，有的倾向于诊断得敏感一点，有的尽量别给孩子戴抑郁症的“帽子”。像我就不想过早给戴“帽子”，这样孩子和家庭都有压力，我会先放在“灰色地带”，根据不同孩子和家庭的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经济观察报：孩子生病，常常是家庭病了。据你观察，家长有问题的比例高吗？ 姜涛：挺高。很多家长总吵架，离婚的越来越多。社会压力也大，失业、创业失败的人不少，大人崩溃，孩子跟着倒霉。 有的家长会把自己的梦想寄托在孩子身上，希望孩子替他们实现，所以要求特别高。有的家长自身压力大，觉得自己能扛过去，那孩子也可以。 经济观察报：你会怎么跟这样的家长沟通？ 姜涛：我会说，时代不同了。过去不努力的话吃饭都成问题，但是现在孩子可以选择的路径会更加多样，并非只有学习这一条路才能生存下去。 经济观察报：其实年轻人生活条件更好了，但升学、就业压力也更大了。 姜涛：就是这样，很多年轻人的生活很不容易。像我年轻时，当医生的核心任务就是把病人看好。现在的年轻医生，平时工作的内容不只是看病，还需要准备论文、做项目等等，太辛苦了。 学不下去的孩子 经济观察报：关于青少年抑郁率，目前比较权威的数据是什么？ 姜涛：《柳叶刀-区域健康(西太平洋)》数据显示，中国儿童青少年群体的精神疾病患病率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2021年，中国儿童和青少年精神障碍年龄标准化患病率为8.9%，约3080万例。 经济观察报：你在书里提到，青少年抑郁确诊明显增多有两个节点，其中一个是2014年以后，这是为什么？ 姜涛：智能手机迅速普及后，微信、微博、抖音出现，信息爆炸，各种刺激都来了。网上的东西良莠不齐，如果对信息没有清晰的辨别，人们很容易迷失自己。 经济观察报：信息爆炸和网络环境，对青少年的影响为什么会比成年人更大？ 姜涛：青少年心智不成熟，更难接受复杂阴暗的信息。我们国家在青少年上网管理上还需要进一步提升。像澳大利亚、意大利，已经禁止16岁以下孩子用智能手机和进网吧了。 现在的信息里充斥着人缘好、长相好、学习好、工作好的内容，但这往往会让孩子们走入误区，陷入痛苦。他们其实不懂什么是精英，只觉得快乐玩耍最好，但在现实环境中所受到的信息冲击则是巨大的。 经济观察报：你在门诊能直接观察到这种网络冲击吗？ 姜涛：有的孩子坐在我对面，但根本就不理我，不管我问什么，他们就只是低头划拉手机。他们来看病只是应付父母的差事。 经济观察报：你在书里提到的另一个节点是新冠疫情之后。疫情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有什么影响？ 姜涛：疫情几年，孩子们经常在家上网课，基本处于孤岛状态，和同龄人的交流都靠网络。疫情结束后回到学校，交往模式突然变了。孩子心智不像成年人那么成熟，就很难适应。 经济观察报：这两年，AI会带来和智能手机类似的冲击吗？ 姜涛：AI的影响其实是多元的。现在不少人选择和DeepSeek、豆包交流自己的心理问题。AI虽然缺乏人的共情能力，但态度好，善于讲道理，而且不花钱，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心理治疗的不足。不过，AI的参考文献还相对落后，这是值得警惕的。 经济观察报：现在很多平台不断推送抑郁症、NPD（自恋型人格障碍）、BPD（边缘型人格障碍）、ADHD（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等内容，这种算法式焦虑会带来什么影响？ 姜涛：像NPD、BPD，都是很严重的人格障碍，诊断非常复杂，但现在网上随便几个量表就诊断了，是不恰当的。 ADHD也是很严重的疾病，患者常会出现严重的行为问题，诊断也很复杂，需要面谈和工具评估。我前几天接诊一个小伙子，在路口等红灯嫌太慢，下车把灯箱砸了。后来做行为评估，发现他就是ADHD，缺乏耐心、冲动、控制力差。 算法的包围，可能让人忽略真正该关注的问题，放大原本没有的问题。有的人原本只是情绪低落、压力大，但平台不断给他推送强化情绪的内容，他就可能慢慢陷进一种抑郁氛围里，把自己当成病人。这样一来，有些本来没必要吃药的人，可能开始过度治疗；还有一些人，在被贴上疾病标签之后，会把很多现实问题都归因到疾病上。 被误读的精神疾病 经济观察报：你当精神科医生很多年了，从90年代到现在，大众对精神疾病认知变化的阶段性趋势是怎样的？ 姜涛：我刚毕业时，大家对精神疾病认识很低，把精神疾病等同于精神分裂症，谈虎色变。一旦确诊，好像马上就会被社会隔离。 2003年非典之后，出现大量抑郁、焦虑病人，让很多人对这类疾病有了认识。2006年，北京做过一个抑郁症流行病学调查，发现患病率达到6%。这时候，大家开始不觉得抑郁症特别羞耻了，能逐渐接受这种病，把它叫作“心灵的感冒”。在公众认知变化过程中，媒体做了很大工作。 2014年以后，智能手机普及，大家对精神疾病的认知更多了，也更能接受了。很多年轻人不允许自己长期焦虑、不舒服，会主动就医。 到了新冠疫情之后，大家更关注情绪问题了。虽然有些讨论不够科学，但比漠视、摒弃或孤立强得多。 经济观察报：对精神疾病患者的漠视、摒弃或孤立有多可怕？ 姜涛：我有个病人，休学一年后复学，宿舍的人都不接受她，她闺蜜也跟她绝交。后来这个女孩自杀了，很可惜。这也是最近十年的例子，公众对精神疾病的认知还是不平衡。 2023年，我接诊过一个多次尝试自杀的病人。她是个特别好的大学生，文静、可爱，处处为人着想，人缘也特别好。每次都有不同的同学陪她过来，有时老师也来。我跟她说，你的自杀风险太高，得住院。她拒绝联系家长。后来我通过老师了解到，她父母都很优秀，但不认可抑郁症，认为孩子考不好、情绪低就是不坚强。 过了一段时间，她同学告诉我，她已经自杀了。我非常震惊，非常难过。她才21岁，人生才刚刚开始。我就觉得，哪怕我再努力一下呢？ 经济观察报：你在书里也写过，人们不会指责骨折患者不坚强，却习惯给精神疾病贴上意志薄弱的标签。对于对精神疾病抱有偏见的人，你有什么建议？ 姜涛：我只能说，你一旦得过一次抑郁症或焦虑症，就能体会其中的痛苦。没得过的人，不要轻易给病人下“意志薄弱”的结论。 经济观察报：精神类疾病有阶层分布特征吗？ 姜涛：经济条件不好、社会压力大的人更容易应激，也更容易抑郁，只是经济条件相对不好的人的就诊率较低。 精神类疾病跟有没有钱关系不大，跟人性倒有一定关系。得抑郁症的人，大部分其实是比较善良、有责任感的，希望为别人、家庭、朋友多做一点，所以就伤害了自己，内耗了自己。 经济观察报：如果善良的人已经生病了，怎样做能尽量减少受到的伤害？ 姜涛：及早寻求治疗，包括心理治疗、药物治疗。在治疗和康复过程中，也要逐渐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处事方式和行为模式。 很多人生病，其实就是因为总想把什么都做好，给自己太大压力，太在意外界的关注和认可。我也想对生过病的人说，别重蹈覆辙，不需要什么都做到完美，让自己内心平静一点就可以了。 身体替情绪说话 经济观察报：青少年的抑郁会有什么外在表现？ 姜涛：最常见的是作息不规律、昼夜颠倒，白天睡、晚上不睡。此外，还有头晕、头疼、贪食、发烧。有的学生一到学校就头疼、发烧，一回家就好了，这些都是躯体化症状。 有的人之所以会有不明原因的发烧，是因为节律中枢、睡眠中枢和体温调节中枢都在大脑皮层，可能互相干扰。我见过一个病人，每天发烧38度多，检查一个多月什么都查不出来，后来发现是长期失眠、作息紊乱。 经济观察报：什么是躯体化？ 姜涛：人内心有很多解决不了的冲突，心理防御机制发生作用后，一些现实焦虑和精神压力会转化到躯体上。这种机制还不完全清楚，只知道和植物神经功能有关。 经济观察报：情绪问题导致的常见躯体化症状有哪些？ 姜涛：各个器官都可能发生躯体化症状。在心血管系统，可能表现为心慌、胸闷、气短、心悸，常被当成心脏问题；在呼吸系统，可能表现为憋气、呼吸不畅，常被归为过度换气综合征；在消化系统，常表现为胃肠不适、腹痛、腹泻、便秘，可能被诊断为肠易激综合征；在泌尿系统，则可能反复尿频、尿急，但尿检和影像学检查又查不出明显异常，可能被诊断为非特异性膀胱炎。这些症状虽然表现为躯体不适，但根本原因是心理应激和自主神经功能紊乱，而不是器官本身出了问题。 情绪还可能引起各种疼痛，比如口腔、眼部、肩背部疼痛。有些患者查不出明确病因，却被诊断为灼口症、干眼症、颈椎病、筋膜炎、纤维肌痛等。 我有腰间盘突出，经常去按摩医院按摩，我发现怎么那么多年轻人过来，还都说自己有颈椎病、腰椎病。哪有那么多颈椎病、腰椎病？这些是老年人才容易得的病。人岁数大了，肌肉韧带老化，拉不住骨头了，颈椎和腰椎才容易出问题。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肌肉韧带其实非常强壮。 部分年轻人的症状可能是焦虑导致的。如果医生没有心理健康的概念，可能会给他们对号入座成某种疾病。这种情况按其他病治疗，症状往往缓解不了，止疼药、舒缓药吃了还是疼。 经济观察报：如果是情绪导致的疼痛，有什么缓解的办法？ 姜涛：不要庸人自扰，非要什么都做到最好，那肯定就会焦虑，一焦虑就会有疼痛。该休息休息，该减压减压，把心态放平。必要时可以做理疗、按摩、正念、冥想。要是疼得影响功能了，就得及时就医、用药。 经济观察报：有人认为“躯体化”被滥用了，变成了一个时髦词汇，这种看法有合理性吗？ 姜涛：很多人希望任何事都能有个归因。如果身体疼，但找不着原因，人会很焦虑。躯体化这个解释能让人接受。而且很多人会慢慢发现，这种不舒服时好时坏，心情高兴就减轻，心情不好就加重，那就更容易接受了。 其实每个人都有躯体化的可能性，它和社会节奏、压力关系很大。有些人即使已经出现躯体化，也意识不到情绪问题。比如一些自认为内心很强大的人，会觉得身体不舒服只是累了；还有压力特别大的人，比如企业老总、家里顶梁柱，他们不能倒下，就一直硬扛；还有一些“有闲阶层”，有钱有时间，什么都不用干，但长期缺乏工作和社交带来的张力，也可能出现躯体化而不自知。 在综合医院各个科室，尤其是内科，会有很多这样的病人，什么毛病都查不出来，或只能查出一点小毛病，但主诉很强。 经济观察报：只是有抑郁、焦虑情绪，但没到疾病程度的人，也会有躯体化吗？ 姜涛：会有。压力特别大，或很紧张、焦虑的时候，就可能产生躯体化。 经济观察报：在你的门诊，在其他科室转了一圈的病人多吗？ 姜涛：挺多的，几乎每次出诊，我都会碰到两三个。很多人提着几斤重的检查资料，CT、核磁、各种化验都做了，在不同科室转好几圈。 在心理健康概念不普及的时代，很多病人被误诊，甚至被做了手术。现在，综合医院的一些医生意识已经变强了，我很多病人是他们介绍来的。 经济观察报：有没有什么机制，能减少人们因为躯体化到处看病的情况？ 姜涛：我们有规定，在确诊精神疾病之前，必须排除躯体疾病，否则可能把真正的躯体疾病漏掉。 我见过反向误诊。有个大学生总胃疼，查不出问题，医生就建议他到精神科，他在精神科看了一年，吃各种抗焦虑药，最后发现是胃癌。还有一个老人胃不舒服，我坚持让她先排除躯体疾病，后来确诊了胰腺癌。 总体来说，这种案例很少，但我们还是要保持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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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Wenxuecity • May 25, 2026

8人团伙德国性侵多名华人女性，身份曝光

2026年5月，德国法兰克福、慕尼黑、柏林三地法院对轰动中德的“德国高级驾校”跨国性侵团伙系列案件陆续宣判。 核心8人团伙中，主犯张大鹏（43岁，哈工大本科、德国图宾根大学硕士）因22项严重强奸、下药迷奸、偷拍等罪名被判处14年有期徒刑，并附加预防性羁押，为目前量刑最重者。 该案由中德警方2024年11月联合侦破，核心为Telegram加密群组“德国高级驾校”，成员多为国内985高校毕业、赴德留学的硕博以及外企高管，包括北大医学部硕士、慕尼黑工大硕士、兰大本科、美国博士等。 目前，8人群中，有1人自杀身亡，5人被起诉，其中3人的案件已结束一审。量刑最重者获刑14年，最轻者为5年9个月。蒋中懿（慕尼黑工大硕士）因谋杀未遂、7项强奸罪名等，获刑11年3个月；周同获刑5年9个月。北大医学硕士邵之霆作为“技术顾问”提供下药配方，其案件仍在审理，预计6月宣判。 据悉，邵之霆本科毕业于河北医科大学，曾获“勤工助学奖”，后在北京大学医学部获硕士学位，赴柏林夏里特医学院读博。他被指控在2019年至2021年间多次迷奸一名女性，该女性是他的未婚妻。 在邵之霆背后，是Telegram上一个名为“德国高级驾校”的8人群。群成员多为旅居德国的华人男性，交流迷奸女性的经验，分享受害者的照片和视频。在用药上，“德国高级驾校”群成员会实时讨论不同药物的药效和剂量，也会在麻醉对方后进行疼痛测试。邵之霆就被指控提供用药建议。 2020年至2024年间，该群多名成员被指控在德国迷奸多名女性，受害人大多为华人女性。 曾赴德国慕尼黑大学交流的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东燕解释，德国与美国在同类案件中的量刑差异，主要来自犯罪竞合和数罪并罚规则的不同。在美国，若同一行为既危及身体安全，又构成性侵，法院可能分别评价并累加处罚，不受较低总刑期上限的约束。对于这些在德国受审的中国籍被告，未来是否还可能被中国司法机关追究刑责？“从中国刑法角度看，这些案件并非完全没有管辖空间。”劳东燕解释，只要行为人和被害人都是中国人，即使犯罪发生在境外，中国刑法也可依据属人管辖原则追诉。 此前报道： 一名在德国留学的28岁中国学生多次对其女友下药后，在对方陷入深度昏迷时进行性侵，并且全程拍下施暴过程。4月14日，慕尼黑法院判决，其多项加重强奸及企图谋杀罪名成立，判处有期徒刑11年3个月。主审法官在法庭上怒斥其“展现出对人性与女性极端骇人的蔑视”。 德国法院未披露这名中国留学生的全名，法庭文件显示为钟义·J（Zhongyi J.，音译），案发时约27岁，宣判时28岁。 受害人为一名中国女留学生，与被告是邻居，后来成为其女友。案发期间，她多次遭到迷奸，但因药物导致失忆，完全不知情，直到警方联系并出示证据才知晓。 2024年2月至12月，钟义在其学生公寓中多次作案，手法是使用剂量严重超标5—10倍的医院级强效镇静剂，通过饮料、浸药棉布捂脸、注射等方式迷晕受害人。 等到受害人进入深度无意识状态，便多次对其进行性侵。其间受害人曾出现呼吸暂停、舌头后坠堵塞气道等生命危险，但他继续施暴并录像，事后还拍照“留念”，然后将受害人单独留在公寓，风险极高。他在视频中曾多次追加药物，确保受害人不会醒来。 钟义加入了一个网络色情犯罪群，与其他人分享作案技巧、剂量、视频和照片，互相炫耀。受害者多为中国女性，多数事后不知情，直到警方联系才知道。 2024年11月14日，群管理员张大鹏被黑森州刑警逮捕，之后牵出钟义。 2024年12月，警方对钟义的公寓进行突袭时，受害人正处于被迷奸后的昏迷状态。警方发现被告自拍了大量视频和850多张色情照片，存储在其手机和iPad之中，与药物、开口器等“战利品”一起收藏。 受害人被迷奸后曾经出现头晕、恶心、记忆空白等问题，曾误以为是睡眠问题，甚至出现自杀念头，在法庭上观看自己被迷奸的视频时深受打击。 对钟义的审判于2月初在慕尼黑地区法院开庭，被告钟义因证据确凿而认罪，法庭认定其行为“高度职业化、仇视女性、反人类”，4月14日判处其11年3个月有期徒刑，并保留后续预防性拘留。 检方本来要求判处终身监禁，法庭承认量刑“相对较轻”，考虑到他年轻、无前科、部分认罪及向受害人赔偿2万欧元，因此从轻处理。主审法官表示：“您可以感到庆幸，这刑期确实很低。” 由于钟义与张大鹏所在的网络群组人员众多，警方已成立40人的专案组，已有另外数名成员被捕或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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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ca News • May 24, 2026

多伦多男子曾刺伤路人, 刺死哥哥! 现获准外出, 还想重回学校!

据《国家邮报》5 月 20 日报道，一名多伦多男子此前因在街头随机刺伤一名女子，以及在与母亲争执时杀害试图劝阻的兄长，被裁定因精神障碍不负刑事责任。尽管他“仍然对公众安全构成重大威胁”，但现将获准在陪同下进行市区外出。该男子名为 Kenroy Samuel，被诊断患有精神分裂症、重度抑郁症及大麻使用障碍。2021 年，他因造成身体伤害和过失杀人被裁定因精神障碍不负刑责。Samuel 最初被关押在 Penetanguishene 的 Waypoint 精神健康护理中心——这是安省安保级别最高的司法精神病机构。但根据安省审查委员会（ORB）最近的决定，他接下来将被转送至多伦多的成瘾与精神健康中心（CAMH）。2025 年 7 月，位于多伦多 College Street 的 CAMH。摄影：Peter J. Thompson/National PostSamuel 曾向审查小组申请扩大外出权限，允许在工作人员或母亲等获批人士陪同下出入大多伦多地区，并寻求在医院内获得更多自由活动空间。负责定期审查因精神障碍被裁定无刑责人员现状的独立机构表示，“有信心”该计划可保障公众安全，医院也将把握 Samuel 日后放权的“进展节奏”。曾经刺伤路人，刺死哥哥今年春季举行的一次听证会讨论了他是否已经做好获得更多自由的准备。“听证会一开始，相关各方都陈述了初步立场。所有人一致认为，Samuel 依然对公众安全构成重大威胁。”决定书写道。据审查委员会称，2019 年 12 月 6 日凌晨 4 点 15 分，Samuel 在 Northcliffe Boulevard 与 Eglinton Avenue West 附近，从后方刺伤了一名女子。“该女子随后沿 Northcliffe Boulevard 向南逃离，当时她因惊愕未察觉自己已被刺伤，后自行前往医院治疗。”决定书称。她伤口需缝合两针。警方根据目击者和监控录像，将 Samuel 确认为袭击者并将其逮捕。决定书指出，事发前，Samuel“未按医嘱治疗其主要精神疾病，还滥用处方药 Tylenol 3 及大麻”。“他当时有幻听和偏执，包括听到母亲呼救，以及产生‘如果不刺伤他人，母亲将被杀’的妄想。”2020 年 3 月 15 日“凌晨时分”，Samuel 在 Dufferin Street 和 Eglinton Avenue West 的公寓里与母亲发生争执。决定书称，Samuel“对母亲实施了身体攻击，并有不当行为。他的哥哥 Birchfield Matthews（与其同住）试图干预并夺下 Samuel 带回卧室的刀，但冲突升级，最终 Samuel 将其哥哥刺死”。图片来源：Pexels，作者：Andrew Patrick Photo从小饮酒 每天吸大麻决定书介绍，Samuel 出生于多伦多，5 岁时父母分开后主要由母亲抚养。“他童年曾目睹家庭暴力，父亲因法律问题被遣返回 Saint Vincent。尽管发育过程据称正常，Samuel 却表现出严重行为问题，包括攻击性、破坏、盗窃、帮派活动和家暴。青少年时期还有物质滥用、逃学、停学与开除，以及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相关困扰。”决定书称，Samuel“尽管有注意力障碍和学习障碍，仍完成了高中学业。他曾短暂就读大学，但因心理健康问题辍学。其就业经历多为短期工作，常因出勤或注意力问题被辞退”。决定书还称，Samuel“从小饮酒，每天使用大麻，还在有自杀意念时偶尔滥用母亲的处方阿片类药物（Tylenol 3）”。他的“心理健康问题在青少年晚期和二十岁出头时显现，表现为躁动、偏执、行为紊乱，反复大麻使用加剧了这些问题。2009 至 2013 年间，他多次因对母亲施暴或威胁自残而进急诊、接受精神评估。此期间被诊断为物质诱发性精神病、人格障碍及疑似精神分裂症。虽有时服用抗精神病药病情好转，但他经常不按医嘱治疗，拒绝成瘾治疗，也常失联断续随访。”多伦多男子 Kenroy Samuel 因随机刺伤女子和杀害兄长被裁定无刑责，随后被送往 Waypoint 精神健康护理中心。摄影：CHRIS DOUCETTE/Postmedia News他想重回学校 希望一切能重来2015 年起，Samuel“因住院治疗并规律接受抗精神病药及精神科随访，病情趋于稳定。尤其在配合治疗时有所改善，但他对自身状况认识有限，对大麻依赖严重，每当停药则病情恶化”。决定书称，Samuel 在案发前“减少或停止了服药”。但近期医院报告显示，Samuel“临床状况持续稳定，积极参与治疗，权限提升迅速且无不良事件”。决定书还称，他“在单位可用岗位表现出色”。他有目标感，正在探索回校学习的可能性，目前遵医嘱用药，并对所涉案件表现出愧疚、羞愧和情绪困扰，表示“希望能重来”，对自身状况的认识整体有所提升。其主治精神科医生作证时称，Samuel“毫不犹豫同意改用长效注射抗精神病药，对该治疗方案很配合且有自知之明”。决定书称，“结合其参与项目的积极表现，可见 Samuel 目前处于‘非常积极的发展轨迹’”。主治医生还强调，医院报告认为“逐步放宽权限对 Samuel 风险管控‘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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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ca News • May 24, 2026

平替来了！印度产控糖减肥针加拿大上市，价格或暴降

两种 Ozempic 仿制药将于本周开始陆续登陆加拿大药房，这意味着使用该药物治疗糖尿病或减重的患者，将有机会以更低的价格获得药物。加拿大卫生部约三周前批准了 Dr. Reddy’s 和 Apotex 推出的 semaglutide 仿制药，这一成分正是品牌药 Ozempic 的主要成分。图片来源：Pexels，作者：Haberdoedas Photography总部位于加拿大的 Apotex 表示，其产品已于周二开始发货。印度药企 Dr. Reddy’s 称，其 semaglutide 已经进入加拿大部分指定药房，未来几天将在全国更广泛上市。目前，Ozempic 的月均花费高达数百加元。Apotex 方面称，其仿制药价格大约为诺和诺德（Novo Nordisk）品牌 Ozempic 的三分之一。Dr. Reddy’s 发言人则未透露具体定价，仅表示将具有“竞争力”。Ozempic 及其仿制药均获加拿大卫生部批准用于糖尿病管理，但部分医生也将其“脱标签”用于减重治疗。根据 pan-Canadian Pharmaceutical Alliance 的药价结构安排，若有两款仿制药上市，通常比原研药便宜至少 50%，但企业也可自主定价更低。加拿大药品供应链联盟 Vital 证实，semaglutide 仿制药已在发往药房途中，目前正通过分销渠道流转。Vital 的发言人在邮件声明中表示：“患者需注意，随着产品通过供应链送往全国 10,000 多家药房，不同地区的供应情况可能会有所差异。制造商、分销商和药房正协作，确保药品安全、及时地送达患者手中。”Rexall 和 Shoppers Drug Mart 两大连锁药房的发言人均表示，预计本周末前可收到货品。加拿大卫生部目前仍在审查其他多款 semaglutide 仿制药的上市申请。图片来源：Pexels，作者：Nataliya Vaitkevich仿制药带来的大幅降价预计将进一步降低用药门槛。UBC 大学药学系教授 Brian Rodrigues 表示，这意味着未来会有更多人开始使用这种药物，而研究显示它除了减重外，还带来一系列好处，包括减轻炎症、改善关节炎、降低重大心脏事件、中风和早逝的风险。Rodrigues 说，“这将有助于减少肥胖、进而减少糖尿病，以及与这些疾病相关的长期并发症。”不过，仿制药是否能达到诺和诺德原研药的效果，仍有一些疑问。仿制药如何生产？虽然原研药和仿制药都含有同样的活性成分 semaglutide，且均为每周一次的注射剂，但生产工艺有所不同。Rodrigues 介绍，Ozempic 原研药采用更复杂的生物技术与化学工艺结合的方式生产。通常，Ozempic 生产时会将 GLP-1 基因植入酵母菌，酵母能快速繁殖并大量生成该基因。随后，企业会将 GLP-1 分子分离纯化，再对分子结构进行修饰。“这是一个漫长且繁琐的过程，因此成本很高。”他说。而随着技术进步和行业理解加深，仿制药则更多采用精简的化学工艺。“仿制药的做法是直接拼接氨基酸，就像搭乐高积木一样，最终得到的是一样的分子，只是生产方式不同。”仿制药同样安全吗？Rodrigues 表示，既然仿制药与原研药属于同类药物，在人体内的作用方式是一样的。这意味着常见副作用如恶心、呕吐、腹泻、便秘等，仿制药与原研药无异。他补充，更严重但罕见的副作用，如胰腺炎、肠梗阻或胆结石发作，也会同样存在。加拿大卫生部在致 CBC News 的邮件中称：“我们是在企业提交的充分证据基础上，经过严格审核后批准仿制药上市，确保其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达标。”卫生部还表示，semaglutide 仿制药的审批过程较为复杂，制造商须证明任何差异不会影响药品本身。多伦多大学药物政策学副教授 Mina Tadrous 补充，为确保产品合规，加拿大卫生部还会实地考察生产工厂。“卫生部会审核整个流程，确保其符合优良生产规范。最终他们最关心的是成品：是否存在从未用于人体的副产物？分子结构是否一致？”仿制药均在印度生产印度药企 Dr. Reddy’s 在印度、英国和墨西哥均有生产基地。加拿大制造商 Apotex 则在本国拥有 5 家工厂。不过，Apotex 发言人通过邮件告诉 CBC News，由于 semaglutide 注射器需在无菌注射设施中生产，因此这批产品将由其合作伙伴在印度生产。Tadrous 指出，药品在海外生产非常常见。“加拿大市场上绝大多数药物或多或少都是在国外生产的。即便是中国、印度这些主要生产国，也会从其他国家采购部分原材料。这是全球化市场的常态，药品供应链运作方式就是如此。”他还补充，印度本身就是全球药品生产大国，因此 Apotex 选择在印度生产并不意外。仿制药价格真的更低吗？目前，Dr. Reddy’s 和 Apotex 两家的仿制药尚未公布具体价格。不过根据加拿大药品定价体系，专家们作出了一些预估。Ozempic 注射笔当前每月价格约在 300 至 400 加元之间。Tadrous 介绍，第一款仿制药上市时，价格一般为品牌价的 75% 至 85%；若市场上有 3 款或以上同类产品，价格通常会降至原研药的 35% 左右。“具体到不同剂量，有些患者在不计分销加价和服务费的情况下，每月药费大约在 100 加元左右。”Tadrous 说。加拿大卫生部表示，仍在审查多款 Ozempic 仿制药的上市申请，官网上还有数个申请待批。关联投票如果你正在服用 Ozempic 或有减重需求，仿制药价格大幅下降后，你会考虑改用仿制版本吗？相关文章会，便宜一半以上是很大的诱因不会，还是信任品牌 Ozempic看医生建议，由医生判断效果价格合适就用，不执着于品牌参与人数：175 位|投票开始：2026-05-20如果你正在服用 Ozempic 或有减重需求，仿制药价格大幅下降后，你会考虑改用仿制版本吗？相关文章会，便宜一半以上是很大的诱因29.14% (51 票)不会，还是信任品牌 Ozempic29.71% (52 票)看医生建议，由医生判断效果29.71% (52 票)价格合适就用，不执着于品牌11.43% (20 票)参与人数：175 位投票开始：2026-05-20温馨提示投票异常，请稍后再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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