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上学门诊：那些被当作问题“解决”的休学孩子
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孩子不去上学了。北京儿童医院专门开设了“拒绝上学门诊”，开诊10个月，接诊近一万人次，一号难求。 没有哪个家长不着急。孩子不去学校，在很多父母眼里，意味着整个未来的轨道出了问题。焦虑之下，他们拼命寻找一个解决方案，有时问题指向网络和游戏，有时问题指向孩子本身。家长们急着让孩子回到学校，回到所谓“正常”的生活。一些家长甚至走向更极端的选择，把孩子送进戒网瘾学校。 这种反应背后是人们经常使用的一套逻辑：系统出了问题，找到其中的某个“病人”，治好他，系统就能恢复正常。家庭治疗领域把这个现象叫做“被指认的病人”（Identified Patient，简称IP），而孩子往往就是家庭里的那个“病人”。家长以为治好孩子，一切就会恢复正常，但这种做法却往往回避了真正的病根。 孩子休学背后，隐藏着一条更长的问题链条。社会的焦虑流进家庭，家庭的压力落在孩子身上，当孩子无法应对沉重的压力，他们躲进虚拟世界、躲进游戏——这是问题的结果，却被很多家长当成了“病因”。想让孩子好起来，首先就是停止把孩子当成一个问题，不要把“网瘾”“厌学”这些结果当成病灶去切除，然后才有可能重新走进孩子的世界，修复孩子和大人之间断掉的连接。 “这是一个戒网瘾学校，不放假” 四个穿警察制服的人闯进家门时，小远正在吃午饭，汤还没喝完。他们说他涉嫌诈骗，请他配合走一趟。车是面包车，不是警车，他隐约觉得哪里不对，但制服让他放下了疑虑。十五分钟后，车停了。下着雨，一个穿迷彩服的教官过来接他，把他带进一间办公室。两个学生过来介绍：这是戒网瘾学校，不放假。好好听话，表现好就能回家。 小远那年13岁，初一。送他进来的是父母，理由是他不上学，整天玩手机打游戏。他们在短视频上刷到过这家学校的推广，离家只有十五分钟。那天早上，父亲打了一个电话，当天就定了。他们事先跟奶奶说，有人带孩子去读书，趁奶奶去庙里，派了四个人过来。 小远不上学，是因为在学校里过不下去了。同学偷他饭卡，把书扔得到处都是，还找高年级的在教室门口堵他，打了他。他跟老师说了。老师的处理方式是对全班说：你们再欺负他，小远要跳楼了。他从没说过这句话，老师大概是想震慑其他人，但两三天后他去上学，班上没人理他了。他一个人坐在教室后面，“感觉被无形的压力压住了一样”。 他把这些告诉了家里。家里说：怎么不打别人就打你，就是你有问题。被孤立的事他也说了，“我一个人从早坐到天黑，我坐不住，我害怕”。家里说：哎呦，你在学校睡觉啊。 此后小远每周只敢去一天，固定选周五，因为放学早。撑了两个月，不去学校时在家玩手机。家里认定他厌学的原因是游戏。 但小远知道，游戏不是。在家那段时间，他做得最多的是看小说和漫画，故事里的男孩有朋友和哥哥陪伴。“我当时非常想有个大哥哥来保护自己，看那些作品看到热泪盈眶。”打游戏只是“因为无聊”。“很多人问孩子为什么沉迷游戏，但很少有人问，为什么孩子宁愿待在游戏里，也不愿意待在现实里。” 进入戒网瘾学校后，每天5点半起床，训练内容是全身各处夹扑克牌站军姿，一站40分钟。“我浑身上下都是扑克牌，两臂有，头也有，屁股那里也有，也要绷紧，我生怕哪一个扑克牌掉了”——牌掉了就受罚。小远个子矮、体能差，经常挨罚。体罚是蛙跳、深蹲、俯卧撑，有时被两个人扯住手腕拖着跑，手腕上留下红彤彤的扯痕。犯错站军姿，严重的站到天亮——他站过天亮。下午上感恩课，反复讲父母有多不容易，让学生对着镜头说“知道错了”。学生们都愿意被拍，想着父母看到自己变好了，就能来把自己接回家。 学校里鼓励相互举报，举报“思想不端正”的人——说想回家的、聊游戏的、聊早恋的。举报别人可以得到零食、减轻训练、豁免体罚。于是在这个食物和休息都极度匮乏的地方，举报成了生存问题。“好人会举报，害怕的人会举报，饿的人也会举报。” 一次，小远跟人说了一句想回家，被报了上去。教官把他拉到所有人面前，让他边走边念检讨书，从这头走到那头，对每一个人念：“我不应该想回家，我思想不端正，我应该好好改造自己，我是错的，我是不正常的，我不应该不上学。”他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边念边哭，“像游街一样”。那之后，他一眼就能认出哪些人爱举报，远远绕开。看到稍微可信的人，才凑过去说几句话，“说着说着就哭了”。“因为在里面，身体都被禁锢住了，语言是我们唯一还有的东西，说出来那一瞬间，好像就是在外面一样，能够让我们想象我们在家里面一样。他们连这种奖赏机制都禁止掉。” 进去两个月后，他在洗衣房拿到洗衣粉，冲了一杯水喝下去。“我一直在数着时间，算着什么时候爸妈来接我。他们一直没有来，我觉得自己不会出去了。”他想再喝第二杯，被旁边的同学拦住了。学校的处置是灌水催吐，然后罚他站了一整天军姿。 五个月后的一天，有人来告诉小远，父母来接他了，合同到期了。他不敢相信，一遍遍问：是真的假的？ 校门口，奶奶开口问他：你怎么晒得这么黑，怎么瘦了这么多？ 回家之后他开始失眠，睡着了就做噩梦，梦见自己还在学校里，吓醒。吃了就吐，不吃也干呕。三个月后去医院，小远被诊断重度焦虑和抑郁。此后初中断断续续只上了三个月。他告诉父亲里面有体罚。父亲说：怎么可能，离得那么近。 所有都是任务 “哪个家长受得了孩子这样。”这是小远的父亲后来给出的解释。 小远出学校那天，爸妈、奶奶、二姐都来了。爸妈站在校门口，一直在感谢老师：谢谢老师把这么坏的孩子引到正路上，教育成人，养大成恩。小远记得，“没有一句话是问我的”。 小远的父母有他们的逻辑。孩子不上学，游戏是最显眼的原因。至于孩子说的那些——被打、被孤立、走进教室时那种说不清楚的压迫感——那些看不见的东西，没有进入他们的视野。出来之后也没有。父亲回家就骂，说他学也不上、课也不上。小远开着门缝挂着网课，父亲连进来看一眼都没有，就在门口一直骂。有一次用斧头把他的门锁砸了，那扇门再也关不上了。 这样的家长不止小远父母。在北京做了多年休学支持的任竹晞说，普通中学，普通的班里，大概有三四个孩子在不上学。孩子不上学，家长焦虑，戒网瘾学校的承诺正好填进来：把孩子交给我们，三个月，六个月，保证送回学校。虐待学生的报道年年有，这个市场没有缩小。 在大城市里，有些家长走了另一条路。他们找到一类创新教育机构，主打陪伴和自主探索，不承诺复学时间表。没有体罚，没有军姿。譬如在北京的一出学社，没有上下课铃，墙上贴着师生共创的卡通课表，包括即兴戏剧、社区会议、羽毛球……每月还有一次旅居，去过广州、莫干山。 送孩子去戒网瘾学校的父母，交的是一份“五个月复学”的合同。送到学社来的父母不一样——他们不极端，学过心理学，知道要接纳，不愿意用强迫解决问题。洞回学社创始人王周鹏描述这类家长大都受过高等教育，职业体面。一出学社创始人任竹晞说，这些家长对孩子小心翼翼，觉得过去做的都是错的，常来问细小的事：孩子突然不说话了，该不该问他一句？ 但接触久了会发现，他们的模式仍然是权威指导型——密集地替孩子安排事情，给指令，给答案。情感这个部分，在养育里自动被屏蔽掉了。任竹晞做过一个实验，活动结束后问家长感受，大量的回答是：我感到我应该对孩子调整一下方法。而孩子说感受，会说我很开心，或者我的头像在被往下压。家长说不出来。 王周鹏说，这背后有更深的原因：这类家长相信努力就能成功，追求效率，习惯把一切当成问题来解决，包括孩子。 孩子送来时，他们说不急，孩子健健康康的就行。但孩子状态一好转，复学的催促就来了，要补什么课，怎么赶上进度。和送孩子进戒网瘾学校的家长相比，起点不同，落点一样。 韩月就是这样的家长。女儿小黑小时候，有时作业没做完，闹情绪。韩月会说：你把情绪收起来，写完作业不就没事了？你别哭了，你哭完作业都写完了。在她的逻辑里，感受是干扰，需要被清除掉。 女儿休学之后，她知道问题不简单——那一年家里卖了房子，小黑在物理上感觉自己没有家了；升了班级，同学全是陌生人；剧团也换了班，原来一起长大的朋友突然换成另一群人。这些变动同时压下来，小黑承受不住。但韩月脑子里始终有另一个声音：“变动了你就要去适应，你第一步先回到学校，有困难我们去解决。” 她后来形容自己的状态：“我的生活就是会把孩子当成一个任务，所有都是任务，要快速、高效地把这些事干完。”停下来之后，她才意识到，从小黑两岁多到休学这段时间，虽然母女共同生活，晚上一起睡觉，她几乎没有真正问过小黑在想什么、感受怎么样。“我去回顾的时候，会觉得好像那一整段时间我都很空白。”她想了很久，找到一个真正在一起的时刻：每个周六带小黑去兴趣班的路上，两个人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路上有落叶，她们会一起踩，一起聊天。“只有那个时刻是开心的。” 有一天，小黑说起跟朋友的一些不开心。韩月没有问发生了什么，只是说：这个事是不是挺烦人的？小黑聊下去了。这是休学以来，母女间的对话第一次能往下推进。韩月后来说，那是她第一次没有关心事，只是在听感受。她才意识到，问题就出在这里。 困在这里 小黑对韩月描述过上学的感受：“每次回去就像火柴燃着，燃成一堆灰，需要好几天凑成原来的形状，再去点，再燃成一堆灰。” 休学后，她曾两次提出要回学校，都只去了一两天就不去了。“我躺在家里非常不确定，很崩溃，但去了学校更崩溃。”她对韩月讲过一连串原因：班主任在她怼了老师之后开始针对她；历史老师上课像哄小孩；语文老师40分钟有30分钟在讲有的没的；班里女生搞小团体，孤立另一个女孩，她不想加入，但班里没有熟人，怕自己也会被排斥。韩月听完觉得，“没一件是特别大的事”。小黑自己也不明白：“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不想去学校。我是不是不应该这样？” 任竹晞说，这是她见过最普遍的状态——很多孩子并不是真的不想上学，他们反复尝试，去了一天，撑不住，又回来了。她认为，不是现在的孩子脆弱，而是孩子面对的环境出了问题：教育环境比从前更保守、高压，能提供支撑的社交环境又急剧萎缩了。 她自己的女儿今年上小学三年级，八点到校上早自习，中午半小时吃饭加午休，十二点半语文老师进来占半小时，数学老师再占半小时，下午副科随时可能被吞掉，放学还要上课外班。女儿班里有同学定了一个健康目标：十点半睡觉。不是能做到，是努力的方向。这是三年级。国家明令禁止小学考试，但每周照样有数学测试、英语测试，语文一周写一到两篇作文。 进了初中，压力没有减，连课间也是。一位母亲说，儿子小学六年级被暗中筛选进直升初中的实验班，进班第一天，老师宣布：课间不许串班，不能去找以前班里的朋友。你们是被寄予厚望的。儿子回家告诉她，想回原来的班。她想起自己中学那会儿，每天放学纠结的是走哪条路回家——几个好朋友，今天跟这个骑车走那条，明天跟另外两个走另一条，路上至少聊二十分钟。随时去同学家，随时去找别的班的朋友。孩子进入初中后，这些几乎都不再可能——同校的是竞争对手，不同校的各自忙着补课，真正能聚在一起的时间极少。 社交需求转移到线上，但线上并不安全。一位妈妈说，女儿初中时和同学发生一点矛盾，对方在朋友圈用极端恶毒的语言骂她，还引来一些同学在评论区附和。女儿在家拿头撞墙、撕卷子，不敢去学校。妈妈让她拉黑，但问题没有结束——对方还有许多其他平台，还可以在网上找人向她传话。两年后女儿转了学，陌生女孩加她，她还是会害怕：是不是那个人的小号？ 王秋雨的儿子初中从早上七点半进校，晚上十点才出来。“从早到晚就跟坐牢一样。”她想过很多办法给他创造现实生活，但孩子一出来，差不多就该睡觉了。 成绩掉下来那段时间，王秋雨在儿子日记里看到：他以为的“朋友”竟然表现得很开心，嘲讽他——你也会掉下来嘛？他一直在怀念小学那几个朋友，那时没有竞争，关系单纯。但这些朋友即使假期也忙着补课，总约不上。 有一次王秋雨走进房间，以为儿子在写作业，却听到电话里有人说话。他把手机开着，和一个小学同学保持着连线。两个人有一句没一句地聊天，不说话的时候各做各的，就这么陪着彼此。 先学会说这种语言 在王周鹏组织的一次家长沙龙上，一个父亲站起来说，儿子十三四岁开始出状况，确诊抑郁，在家砸过电视，用玻璃划伤过自己。现在儿子在游戏里大量充值，消耗大量时间，他觉得都是不得已——孩子在游戏里还能得到一点正反馈，认识一些同好，那是他最后的救命稻草。 这个父亲说，他感谢游戏。如果世界上没有游戏，他孩子可能早就自杀了。 在成都做休学支持的陶乐茜说，“成瘾”是果不是因。孩子们沉迷屏幕，绝大多数情况是真实生活中的需求没有被满足。“如果你认为通宵打游戏、有网瘾的孩子都是瘸腿的残废，请不要断然扔掉游戏这根拐杖，否则瘸子很难活。” 对那些在家待了一两年、连卧室门都难走出的孩子，几位休学机构创始人发现，走近他们，往往要从游戏开始。王周鹏的做法是先问家长孩子喜欢什么游戏，团队里如果有老师熟悉这款，就去跟孩子聊。他还带着学社的孩子上过一段时间“王者荣耀课”。最难的反而是没玩过游戏的老师——他们每天坐在一起练，这个过程本身变成了建立信任的时间。有一次师生围坐，分享自己和游戏的故事。一位老师讲，自己在人生低谷时也只能在游戏里找到存在感，但作为80后，这份爱更不被父母理解。学生听完，也开始说出平时不会说的感受。 陶乐茜给家长的建议更简单：陪孩子打一次游戏。做不到就先坐在旁边看，像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学生，提几个很弱的问题，说几句真心话。“游戏是这一代孩子的语言，想走近他们，得先学会说这种语言。” 陶乐茜开过二十多次面向家长的游戏科普工作坊。工作坊开始前，她让家长填一张表：孩子平时玩哪些游戏？游戏里有哪些操作？他在什么情绪状态下会玩？玩完后情绪有什么变化？她邀请游戏大厂的资深策划师讲解游戏设计原理，告诉家长如何通过孩子的游戏行为读出他们的“心理缺口”。她问家长的第一个问题是：你观察过孩子在游戏里是什么样的人吗？ 一个父亲告诉她，孩子玩《无畏契约》，专打奶妈，负责给队友补血支援。陶乐茜问：他在游戏里是不是特别会照顾人？是团队里被需要的那个？父亲说是。再聊到现实里，孩子曾被孤立、被排挤，复学的条件是换班，因为那个班有他讨厌的人。但在游戏里，他是团队的核心。 “你要把游戏当成他的简历，像HR去面一个人，通过简历看他具备什么能力、品质、技巧。支援分SS级，说明乐于助人；队友喜欢他，说明他在现实中也是善良的孩子。” 光看懂还不够，还需要转化——把游戏里的体验迁移到现实中。陶乐茜在大理做营地，给孩子设计岗位，任务完成就发钱，每半天发一次。原本计划结营再统一结算，但她发现孩子等不了——游戏里打怪立刻爆金币，现实里也需要同样即时的反馈。她给每个孩子量身设计角色：有孩子当“游戏娱乐官”，带大家线下一起打，还要给父母讲解一款游戏；一个喜欢历史的男孩当导游，第三次讲解时已经不需要稿子了。 营地第七天，有个孩子下午六点发现手机不见了。回想上次用手机是一点钟，找到之后开机，发现那天手机只用了46秒。不是因为手机被没收了，是因为现实生活变得比手机更有意思。 韩月也在慢慢学。有一天，小黑叫她来看《迷你世界》里盖的房子，她放下手里的事，坐下来，认真问：屋顶盖黄色还是粉色好看？从前陪小黑看游戏不过是在完成任务，但那一次她真的看进去了。“你就会理解，她玩这个东西确实有意思。”她也看到，小黑有很强的被看见的需求——如果她没有积极回应，小黑会明显觉得在被敷衍。 小黑的爸爸陪她打《王者荣耀》，但女儿说他菜，不跟他组队。有时女儿打完一把，会给他发截图：“你看我这把MVP。”他回她：“牛逼啊。” 如果连接不能修复 任竹晞判断一个孩子是否真正在好转，不看他有没有回学校，而是要看他能否和人连接：遇到困难时，他能不能开始跟对方探讨，说出自己的感受；有没有开始主动与人建立关系，而不是等着被安排。所以对家长来说，目标要换一个。不是盯着复学，而是做那些更根本的事：重新走进孩子的世界，修复两个人之间断掉的连接。 韩月花了很长时间才走到这里。有一次，小黑拉她一起看《时光代理人》。她没有拿出手机，把对动画的固有判断全扔一边，看完两个人聊起来。小黑说，她很欣赏两个主角之间深刻的友情，也共情一个主角小时候父母不在身边的经历。韩月后来说，那是她第一次真正进入女儿的世界，而不是在完成一项任务。 今年3月，她给小黑养了一只小边牧。小黑开始愿意出门遛狗，之后去考察一所创新学校，决定入学。早上7点多自己会醒，放学和其他孩子约着玩。韩月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小黑每天4点多放学，之后到7点，她把所有工作都排开。母女俩一起遛狗，一起吃饭。 但并不是每个孩子都像小黑一样幸运。曾被送进网戒学校的小远，一直没有等到那个感受被看到的时刻。出了戒网瘾学校三个月后，他确诊重度焦虑和抑郁，爸爸说他是装的。 一年后，他开始觉得活着很痛苦。有一次爸爸骂完他，他冲向窗户要翻出去。奶奶扯住他，一直叫他名字：小远，小远，你别糊涂，你走了奶奶怎么办？之后他一直要拿厨房的刀，奶奶一步都不敢离开厨房。 第二天，戒网瘾学校的教官再次登门，这次没有穿警察的衣服。家里其他人都不在。他们说：你还认识我不？小远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我就想，那就死在里面吧，就跟着走了”。那次待了大概七天。奶奶担心他在里面出事，跟父母说，才把他接出来，送进医院住了十天。 小远不是孤例。最近几个月，类似的事接连被报道。父母把子女送进这类机构，并不会因为孩子成年而停止。一名26岁的男子做游戏代练，被母亲送进特训基地，拘禁82天；一对23岁的双胞胎兄弟，一个在里面腰椎间盘突出恶化、瘫在床上，另一个遭持续殴打，被迫吃肥皂、喝洗衣液，最后吞螺丝钉自残求救；一名21岁的女大学生，因为谈了父母不认可的男友，被家人联合假警察骗进矫正机构。游戏、恋爱、生活方式，都可以成为送进去的理由。 这些家长粗暴地认为孩子“病了”，相信只要把出问题的孩子送走，送到所谓专业的人的手上，他们就会好起来。但孩子最初承受的那些——同学霸凌、老师的漠视、家里说不清楚的孤独，一样都没有被碰触过。 对小远来说，被送进去的五个月，以及出来之后家里的反应，在他原来的伤口上又压了新的重量。这套机制真正厉害的地方，不是让你害怕，而是让你觉得自己有罪——不断灌输一种叙述：你今天变成这个样子是你的问题，你让家人失望了，你必须改变自己。当一个孩子觉得自己对不起所有人，觉得自己就是家庭痛苦的根源，他的安全感就被彻底摧毁了，也许永远无法修复。 小远对父母的感情，走过了很多阶段。“最开始是想要他们陪我，后来变成恨，再后来是理解，然后是失望，最后变成了沉默。” 他如今有自己的理解：“一个父亲发现孩子不上学，整天玩游戏，他会感觉到什么？羞耻、恐惧、无能、绝望。有时家长把孩子送进去，未必在惩罚孩子，而是在拯救自己。这是个很残酷的问题。” 现在小远上职高，学计算机，在学校附近租了个单间，一周回家一次看奶奶。睡眠这个月才刚刚开始稳定，7点睡、7点醒——这是五年来头一次作息规律。头还是疼，一进教室，恐惧感就会袭来。灯光晃眼睛，翻书声，声音稍微大一点，“我就觉得是不是那群人又来了？” “他们拿走了我一部分东西。不是信任本身，而是那种孩子对世界天然就有的相信——如果我说出来，大人会保护我，因为我是未成年人，这个社会都在保护我。这种相信很难很难恢复，到现在我还很难相信这个社会。”
